來源：中國經營報 作者：江海波

　　評論

　　作為華為的掌門人，任正非也為“不斷有員工自殺或自殘，患憂郁癥、焦慮癥不斷增多”而感到“十分擔心”。他在不久前寫給黨委成員的一封信中袒露了這種擔心，并表示對這種現象“思考再三，不得其解”。

　　華為海外市場創始人之一張貫京對此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認為，當今社會正處于轉型期，因此越來越容易誘發社會心理疾病。深圳是改革開放的實驗區，必然會先體驗改革帶來的痛苦，而華為又是深圳改革開放的產物，社會轉型期必須體驗的痛苦就(容易)匯聚在華為爆發。

　　筆者在一定程度上較為認同這位華為高層的看法。華為其實是兩個維度的“苦難”縮影：一是深圳的縮影。深圳作為一個高度職業化的都會，“華為們”成就了深圳的富裕與繁榮，也同時將這個城市變成了一個偌大的職業競技場。而普通人在這個數字化、工序化的大車間的摩天齒輪下，顯得如此渺小。從這個角度來說，華為們既是轉型期的承載者，也是社會人心產生激烈震蕩的動因之一。

　　在另一個維度上，華為也是我國工業、產業的縮影。當下的中國，不僅社會處于轉型期，產業也處于全球化之下的高度擠壓狀態中。這種狀態，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另外一個逝者：去年8月，佛山利達玩具廠老板張樹鴻因產品召回而自縊于工廠。

　　當然，利達玩具與華為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只是一個加工貿易企業，而后者則是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代表，但兩者在一些環境、境遇上有著不可回避的共同點：成本驅動型的價格優勢。在海外市場，華為與思科、愛立信等對手競爭時，仍然以價格低廉作為優勢。也就是說，華為盡管已是中國最優秀的IT企業，但它與國內其他行業的制造業有一個共同的致命弱點：在為數不多的優勢中，成本驅動型的價格優勢仍然是最突出的。

　　從這個角度講，華為員工所承受到的巨大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這個企業承受了非常大的外部競爭壓力。如果企業在處理這種壓力的時候，沒有找到好的替代方式(比如技術領先、高效卓越的管理等)來消解，就很容易直接向員工傳遞。

　　當被譽為“中國最優秀的企業”出現了讓其老板“不得其解”的問題時，我們更應該跳出來思考一些問題。

　　福利經濟學告訴我們：如果一種商品的生產或消費會帶來一種無法反映在市場價格中的成本，就會產生一種“外部效應”，亦稱外部成本或溢出效應。過去，我們比較多地關注了環境污染方面的“外部性”，但對員工的過度、不當使用所帶來的對員工身心健康、員工家庭幸福等向內部轉移的“溢出效應”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這是一種更為隱蔽的外部成本。

　　員工本人的過勞、心理疾病、創造力喪失、精神扭曲，以及夫妻分居、親子教育不足等問題，其后果大部分都由員工和家庭集中承擔了，這種形態的外部成本是非常巨大的。在天涯社區的“華為”板塊上，除了有員工自己抱怨加班和工作壓力太大之外，也有不少華為的家屬在其中傾訴丈夫加班、過度勞累、長期外派給家庭生活帶來的影響。

　　廣大制造業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在這方面的問題更難例外。我們希望社會能深切關注企業員工(尤其是農民工)所承擔的溢出成本。如果仍然對這種“普遍現象”長期漠視，最終將導致更加難以彌補的社會后果。事實上，與環境污染這種外部成本一樣，給企業員工與家庭帶來的各種向內部轉移的“外部成本”，都是由企業得利，但仍將由社會來集體承擔與償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