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經營報 作者：安卓、吳程濤、江海波

　　對話

　　統計數據顯示：在深圳這個中國改革開發最前沿的城市里，自殺的人數已是交通意外死亡人數的2倍有余。“時間是金錢，效率是生命”，這句曾被奉為圭臬的口號，似乎早已隱約寓言了對于生命的漠視。

　　本期，我們特別請來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方面的專家，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層次的探討與思考。

　　我們已步入“精神疾病時代”

　　《中國經營報》：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典型城市之一，在“深圳速度”下，人們創造了豐富的物質財富。為何在這樣的一個富足的城市，卻成為中國自殺率最高的城市？這其中折射出怎樣的精神問題與社會問題？

　　夏業良：當一個地區進入工業化社會階段的時候，隨著競爭的加劇，社會對人的要求，無論是技術層面還是業績層面，都有所強化，從而導致激烈的社會沖突和人的心內沖突。其實，在日本、新加坡、我國臺灣地區，也有過自殺率相對高的時期，這可以說是工業化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以深圳目前的現象來推測，或已進入了相似的軌道，但此時，不論企業還是政府，都還沒有做好相應的防范準備。

　　陳振樓：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由于社會變革，各種社會矛盾增多，競爭壓力加大，人口和家庭結構變化明顯，工作生活節奏加快以及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造成了人們心理上及精神上的壓抑與疾病。可以說，我們已經從“傳染病時代”、“軀體疾病時代”步入到“精神疾病時代”，面臨著精神疾病的嚴峻挑戰。

　　朱建軍：我們還需注意到文化的因素。從歷史上看，中國人的傳統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但在“文革”期間，這些文化都遭受到了相當程度的破壞。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社會高速發展，人們的物質水平大幅提高，但是人們精神層次上的需求卻沒有及時地得到滿足。比如在一些西方國家，有些商人會把賺錢當成是一種上帝帶來的恩賜，并以此證明自己是上帝的寵兒。這樣的觀念姑且不論它是否正確，起碼也是一種脫離于物質之外的精神上的東西。但目前在深圳，一些人的生存狀態卻是：賺了錢也不知道為了什么。而人如果喪失了理想，心靈就很容易空虛。

　　提防“負誘導”下的群體性恐慌

　　《中國經營報》：不僅僅是深圳，就全國來看，公民自殺率也呈現出上升的態勢。早在2005年，中國就已經列為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總的自殺率為10萬分之23，而國際平均自殺率僅為10萬分之10，中國是國際的2.3倍。通過數據的比較，中國高自殺率背后更為深遠的原因在哪里？

　　沙蓮香：單純的數據只是平面的，我們要著重去研究平面背后的東西，其實還有很多值得我們去思考的社會因素。我們與西方國家不一樣，西方國家心理知識充足，人們對自己的心理狀況有清晰的了解。但在中國，我們還不是很擅長去了解自己的心理狀態。目前，我們尤其要提防的是，心理疾病在社會傳播上可能帶來的“負誘導”效應。現在社會上有一些個體，看到媒體或者書籍上的心理疾病案例，就給自己對號入座，怎么比較都感覺自己有病，沒病也能嚇出病來。這種“負誘導”效應甚至還可能會造成群體性恐慌，因為心理疾病也是可以傳播和傳染的。

　　關注員工的內心，提倡心理咨詢

　　《中國經營報》：既然在這個大轉型時代，人們已經出現了某種心理危機。那么，尋求解決之道才是根本，對此，各位專家有何建議？

　　夏業良：我們一直強調以人為本，即不是把人當成物化的工具，企業對員工的態度也應如此，要更加關注員工的內心世界。作為個體，我們要清楚自己到底追求的是什么？是幸福感還是物質生活？如果長期尋找不到內心真正需要的目標，最后就有可能走向死亡。所以，一個人所追求的和他所實現的，如果是協調一致的，那么他的滿足度和幸福感就會提高，個人價值也會得到弘揚和體現，這是一種更加強調個性化的生存方式，只有強調個人的價值和幸福感，才不會迷失自我。

　　朱建軍：盡快建立起社會支持體系，完善心理咨詢、診治、危機干預等方面的服務機制，也是相當必要的。在西方一些國家，政府對一些公益性的心理咨詢機構是有一定補貼的，從而可以降低社會弱勢人群的心理治療成本。還有一些國家，他們的國民在人生中的頭8次心理咨詢，都是由保險公司來支付費用的。這些做法都值得我們參考。

　　陳振樓：我國至今尚未有一部《精神衛生法》，這樣的法律應當盡快出臺。從1985年起，我們就開始著手起草《精神衛生法》，但20多年過去了，至今仍停留在草議階段，并未進入實質性的立法程序。此外，就地方法規而言，目前也只有上海、北京、寧波和杭州等少數地區制定了《精神衛生條例》，其他地方在這方面的舉動就更滯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