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三地可能設立特別合作區。”兩會期間，香港媒體率先傳出消息稱，粵港澳特別合作區的功能將與自由貿易區相似，為實現該合作區的有效運作，中央還有望給予該合作區下放部分經濟管理許可權、社會管理許可權以及金融創新試驗權。“當前世界各國都在急于建設超級都市圈，一方面是為了抵御全球化帶來的某些不穩定因素，同時也是為了增強國家的發言權和競爭力。”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學者表示：建立粵港澳特別合作區應該是一個國家戰略而不僅僅是地區合作的構想。按照國家的中長期發展計劃，到2030年，中國要建設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這時候，國家要掌握在全球物流、人流、資金流上的主動權，就必須在最有條件的地方建設起自己的超級都市圈。來自廣東省外經貿廳的消息稱，有關部門將在5月份就成立特別合作區事項向國務院提交一份初步方案。記者從廣東省外經貿廳、廣東省發展研究中心、中山大學等部門得到證實，廣東諸多部門正在聯手對粵港澳融合進行大范圍調研，但上述部門均未透露調研進展及具體方案。三地求解“全流通”至今，香港、澳門與內地之間仍然存在著一道無形屏障，那便是體制差異。“體制不同是粵港澳融合的最大問題，這里面包括了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等，涉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如何在兩個不同體制下達到深度融合，將是一個長期命題。”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所長楊汝萬建議：可以把河套地區列為粵港澳特別合作區的試點地區之一，嘗試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的自由流動。楊汝萬所說的河套地區是指目前深圳河以南約100萬平方米的地域，據國務院1997年7月1日頒發的第221號令，該區域的業權屬于深圳，管理權屬香港。對于澳門，澳門大學校長高級顧問兼澳門研究中心主任楊允中表示：“澳門是微型經濟體，彈丸之地，能夠擴充新興產業的空間、資源都十分缺乏。所以，即使澳門有資本，也只能在境外尋求擴充。澳門可以利用未來的粵港澳特別合作區，借助內地的資源，尋找可以依賴的非博彩產業。”現實問題是，目前澳門政府還沒有尋找到一種可以依賴的非博彩產業，即使是當前大力發展的會展，也同樣依賴于博彩業。“除了稅基問題，香港要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還存在著在中國的戰略地位和與美元掛鉤的現實屏障。”有香港學者認為：紐約、倫敦、東京等城市在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國家的金融中心地位是絕對性的，但香港不是。中國主要的金融和保險機構的總部在北京，中國國內融資中心在上海，中國的國際融資中心才是香港。“一個重要的契機是未來的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屆時港元可以與美元脫鉤與人民幣掛鉤，加強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上述人士分析：由于香港沒有獨立的金融政策，采取的是與美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制度，這樣就會使得香港的利率水平受制于美聯儲。但是，自由行、ＱＤＩＩ以及未來可能開通的港股直通車等因素，正在逐步使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趨向一致。而中國政府也在大力擴展內需，以減少對出口貿易的依賴。在這樣的狀況下，未來就可能會造成，當中美兩國的經濟周期不一致時，香港雖然與內地的經濟聯系在加強，但金融政策卻要反過來跟著美國走，這時候經濟矛盾便會加劇。上述學者認為：粵港澳特別合作區可以成為一個試點，探討如何在該區域內實現人、錢、物的自由流動。其中更加大膽的假設是，允許特別合作區中的資金，包括股票、證券和期貨可以自由交易、自由買賣，貨幣自由流動。“與人民幣掛鉤，那么港幣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港幣與美元掛鉤的優勢是，在國際市場上，港幣可以自由兌換其他幣種，而現在人民幣還沒有這種功用，香港采用人民幣，其國際貿易將受到極大影響。”另一位香港學術界人士表示：如果在特別合作區實現全流通，那么就意味著在中國金融系統上開了一個洞，這個洞對于金融制度不完善的內地來說，風險很大。“要在短時間內實現自由流通比較難。”香港時事評論員史文宏認為：比較現實的是，先在特別合作區內實現港幣與人民幣的自由兌換。畢竟特別合作區不可能是在短時間內建成的，起碼得三五年。從人民幣的強勢前景來看，三五年以后，人民幣有可能成為國際自由兌換的貨幣，屆時自由流通的問題自然就解決了。“事實上，香港可以起到橋梁的作用，連接內地與國際，成為資金的集散地。比如，港股直通車早晚都要實行的，只是時間的問題，要看政策如何安排。”史文宏說道。與香港學術界的積極公開討論不同，針對粵港澳特別合作區將以何種方式促進三地融合，廣東省政府的官員以及參加調研的學術界人士均守口如瓶，僅承認在進行粵港澳合作的調研。深圳之后大手筆在香港媒體報道中，粵港澳特別合作區被比喻為是在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中國又一個意義不亞于當年設立深圳特區的偉大創舉。“除了紐約和東京，一批新的國際都會圈正在形成。英國的倫敦、牛津和劍橋三角地帶，新型產業正在沿Ｍ4、Ｍ3兩條高速公路向南擴張。在德國，柏林、漢堡、法蘭克福、杜塞爾多夫和慕尼黑五個特大型國際化都市圈正在建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學者認為：當前世界各國急于建設超級都市圈，一方面是為了抵御全球化帶來的某些不穩定因素，同時更是為了增強國家的發言權和競爭力。建立粵港澳特別合作區，應該是一個國家戰略而不僅僅是地區合作的構想。按照國家的中長期發展計劃，到2030年，中國要建設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這時候，國家要掌握在全球資金流、人力流和物流上的主動權，就必須在最有條件的地方，加快建設自己的超級都市圈。在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已經明確提出：“要確立世界眼光，打造比肩紐約、東京大都會圈的世界級大經濟區。”在眾多公開場合，汪洋也已經把“加強粵港澳合作”的傳統提法改成了“加強粵港澳融合”。該觀點與香港政府施政報告中提出的建設紐約式的國際大都市方向一致。香港媒體結合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期間明確提出要“擴大改革開放的廣度和深度”，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提出廣東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要再次“殺出一條血路”等觀點，分析認為“粵港澳特別合作區成功獲批的可能非常大”。要實現這樣的目標，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所長楊汝萬認為：粵港澳的融合不僅僅體現經濟上的融合，還應該包括文化、教育、醫療等方面。例如，香港的醫生不能在內地自由掛牌，內地的醫生也不能在香港自由掛牌等。其實，這就涉及到香港的高端專業服務性行業如何輸出內地的問題。與此同時，在香港大學內地招考分數直逼北大、清華的背景下，教育實力相對落后的廣東省，是否可以引進香港和澳門的大學資源在內地辦學，在解決港澳大學缺乏發展土地的同時，壯大廣東省的教育實力。目前，引進港澳大學內地辦學的討論已經從民間上升到了官方視野。今年2月，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在訪問澳門期間明確表態：希望澳門大學可以考慮到珠海橫琴島辦學。3月4日，香港媒體再度傳出消息，在確定粵港澳大橋融資方案后，深港兩地正在謀建海底鐵路。對此消息，香港運輸及房屋局相關新聞人員并未給予正面回應，僅表示“我局未發布這樣的消息”。3月5日，全國人大代表、省發改委主任李妙娟再度向記者透露：作為廣東新一輪解放思想的成果之一，我們正在制訂一個新的十大工程項目。這個規劃將是廣東又一個大手筆規劃，以大交通推動廣東新一輪大發展。當前種種跡象均在表明，粵港澳融合正在加速升溫。相關報道粵港澳發展之縛據亞洲開發銀行研究報告顯示：截止到2007年底，澳門人均ＧＤＰ以211907元（港元）排名亞洲第三名。而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亦在2月27日宣布，香港政府2007～2008年取得1156億港元綜合盈余。經濟的繁榮，增強了港澳兩地沖刺更強經濟體的欲望，與此同時，如何解決兩地經濟的深層問題也變得更加迫切。“2007年香港政府雖然取得上千億盈余，但香港政府稅基相對狹窄的‘定時炸彈’仍未消除。”香港某學術界人士表示：香港絕大部分稅收來自賣地、補地價收入，個人或企業所得稅、股市和房地產交易印花稅等等，這類稅源在經濟不景氣時波動非常大。由于香港實行的是與美元掛鉤的聯系匯率，為維持市場信心、保持財政平衡，香港政府往往會在經濟不景氣時被迫緊縮財政。例如在2002年經濟不景氣時期，香港政府甚至提出要加稅。而澳門，博彩一業獨大的局面，同樣讓澳門政府和學術界憂心忡忡。“在高速發展的背后，我們要看到博彩業正在走向飽和點。”澳門大學校長高級顧問兼澳門研究中心代主任楊允中認為，從一般發展規律來判斷，在未來的某一時間點上，澳門博彩業規模必將達到一種飽和狀態。這種飽和狀態會導致兩種可能性，一是長期維持在供需平衡狀態，這是最理想狀態。另一種狀態則是供大于求，這時博彩業將進入拐點。由于澳門經濟對博彩倚重太大，一旦博彩進入拐點，經濟就會被連帶進入滑坡，并出現諸如人員失業、財政困窘等一系列現象。與此同時，在港澳經濟問題的背后，由于加工貿易產業的萎縮，廣東的珠三角地區也因為產業轉移、資本升級而進入了轉型陣痛期。3月5日，在兩會的廣東代表團全體會議上，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直言：廣東吸引力的下降，有優惠政策的問題，但更重要的危機，是良好創業環境和創業意識的喪失。[][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