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聞網-成都日報訊：

　　本報記者 唐舒 張惠 王雪娟 攝影 謝明剛 張鳴

　　繼上期創富周刊報道三位年輕女孩的創業故事后，今天我們繼續為讀者挖掘成都女人孜孜不倦的奮斗歷程。本期報道的三位女士也許沒有了前三位女士的美麗容顏、活力青春、稚嫩闖勁，但步入中年的她們在從前坎坷的經歷中收獲了一份沉穩的淡定，多了一份成熟的從容。生活中，她們有了家庭與兒女，不再是毫無牽掛、毫無責任。作為女人，她們有著與大部分女人一樣的幸福家庭。事業上，在這個男人容易成功的時代，她們占有了一席之地。如今，她們不再年輕卻擁有著永遠的魅力，因為她們不會停歇、不會質疑、不會疑惑，努力追尋著自己的夢想，實現著自身價值的最大化。

　　 唐世珍 執著的“兇”女人

　　“真的只有三個字，‘不容易’。”記者還沒有坐穩，唐世珍干練的聲音就在耳邊響起，“我一直覺得，如果我現在的工作換個人來做的話，一定會比我做得更好，真的。我只是一個實體的執行者，不是一個創造者或是開拓者。”唐世珍的眼睛里，不是虛假的自謙，只有認真和坦誠。

　　眼前的唐世珍，個子不高卻有一種無法言喻的氣勢，短短的卷發自然地下垂，襯托出她幾十年職場拼殺的艱辛和不易，看似女強人卻又散發著一股成熟女人獨有的韻味。盡管年過50，她卻比很多年輕人顯得更加精神，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這位在酒店行業打拼了30多年的女人，如今已經是全國屈指可數的幾家五星級特色旅游文化酒店之一的西藏飯店的總經理。

　　招待所的小清潔工

　　1972年12月，年僅19歲的唐世珍邁向社會。那個時候，西藏飯店還只是一個小小的招待所，唐世珍也只是里面一個小小的清潔工。在那個年代，服務行業是被人瞧不起的低賤職業，小學文化程度的她被自卑感完全籠罩，每天上班都把大大的口罩拼命往上拉，一直捂到眼睛的下面，生怕被熟人認出。“你想象一下，一個小學文化程度的女孩子，能有一份工作都是很不錯的事情了，哪里還有余地讓我去挑三揀四？但是我的自尊心又是那么強，所以那幾年簡直就是躲著別人在工作。”唐世珍一點都不避諱自己曾經的落魄，說起往事來，眼睛閃閃發亮。

　　“1980年，我去念夜校，我比好多同學的年齡都要大，但是我一直都是最刻苦最用功的一個學生。我習慣把老師說的每一句話都一字不漏地記錄下來，字跡潦草得幾乎無法辨認，所以，每天晚上回家整理學習筆記成為我另一個良好的學習習慣。”

　　唐世珍對學習的熱愛，便是從那個時候被點燃的。“后來我又主動要求去經濟干部管理學院念管理，上世紀80年代末就開始接觸先進的管理方式方法，‘差異化競爭’的思想就是從那個時候深深定格在我腦海中的，這么多年以來，我從未動搖過這一經營思想。”唐世珍的話語里，是自信滿滿的自豪，是一個強者的自信，更是一種深深感染旁人的執著。“這一輩子，我最愛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地學習，除了書本上的經典，還有周圍的人和事能夠教會我的一切。”

　　跟老總叫板的“兇女人”

　　盡管成都女人一向以溫柔美麗著稱，唐世珍卻是個例外。“我在西藏飯店已經36年了，曾經的年少輕狂，真的傷害了不少真正關心我幫助我的人，這是我一個不小的遺憾。”透過西藏飯店大堂的落地玻璃窗，她望著外面街上的人來人往，回憶著自己年輕歲月的年少無知。

　　“記得有一次，老總找我談話，想給我調動工作崗位，但我卻堅決不同意，跟他大吵。”唐世珍很感慨地笑起來，“其實后來我才慢慢明白，他當時比我清楚我更適合做什么樣的工作，你說，你有沒有見過哪個女孩子這么大脾氣的？竟然敢跟老總拍案而起！”她說，當時的同事們都知道，這是個不好惹的女孩子，脾氣大得怪異，做事卻認真得令人震驚。

　　按照唐世珍自己的話來說，“那個年代的人還是把工作能力看得比較重一些吧，老總沒有和我計較，而是給了我更多的機會和選擇空間，我打心底感謝他。”也許是這種直言不諱的膽量讓領導對她刮目相看，又或者是對工作的執著和不懈的努力，唐世珍這個“兇女人”漸漸贏得了上司的信任和好評，也收獲了同仁們心悅誠服的敬佩。

　　“慢性子”的女總裁

　　唐世珍告訴記者，在她之前，西藏飯店的歷任領導者都相當厲害，每個人都是務實的開拓者，“正是有了他們的努力，才有今天西藏飯店的成績。”她非常誠懇地說，“我其實只是撿到了一個寶貝，工作都是之前做的，我只是努力把他們的成績保存下來，并且穩中再有一點點小小的進步而已。我總覺得，慢一點，再慢一點，你走得越慢，腳步就越穩健，而距離自己的夢想也就會一點一點地近一些。夯實基礎再做策劃，讓西藏飯店在業界不再沉默寡言，這是我認為最好的發展方式，我一點也不著急。當然，這也許只是一個不思進取的借口，但也是我一直堅持的工作態度。”

　　 謝俊梅 不停歇的追夢人

　　初春上午，春意盎然，如約而至紅高粱南門錦繡河山分店，想象中的紅高粱女老總謝俊梅是位華麗雍容的婦人、精明干練的職業女性白領形象，被她親自站在大門口的笑臉相迎而瞬間破碎。口氣和電話中一樣溫和，“我從來不是個有遠大抱負的人，從以前的打工妹到現在紅高粱的執行人，我都奉行做好今天該做的事。”謝俊梅說一切都很自然。如今，她領著老總的工資，卻喜歡與老公窮游，成為最為樸實的背包一族。

　　青春無計較

　　1992年，謝俊梅踏上前往廣州的旅程，不想一呆就是7年。“廣州就是個大的工業城市。”謝俊梅剛剛走出機場，便看到了一座忙碌城市的雜亂。當時，作為自考的大專生，謝俊梅在廣州市仁河鎮楊協成在內地第一家合資廠里做會計工作。

　　“那是一個青春無計較的年代，什么苦都能吃。”一間破爛的宿舍，第一個晚上她將幾張凳子拼湊起來，當床睡了。第二天，還是同事幫她整理的床鋪。“廠里只管中午一頓盒飯，晚上就沒有著落了。”謝俊梅將餅干當晚飯連續吃了一周，直到從姐姐那里搬來電爐鍋才勉強做了一些飯菜。最令她頭痛的是，廠里只有一個旱廁，晚上起夜十分不便，就此養成了她在晚上從來不喝水的習慣。盡管如此，謝俊梅拿著每月300元的工資，特知足。“在那里，我學到了最為規范、正規的財務實際操作知識。同時，為今后步入廣州生活打下了基礎。”謝俊梅至今依然感激著那段人生旅程。

　　做人就應該坦蕩

　　過渡總是短暫的，一年后，謝俊梅進入了一家投資公司做財務工作，開始了白領生活。“當時，我上班穿著職業裝裝深沉，下班就穿學生裝去廣州裝嫩。”謝俊梅說她那時過著無憂無慮的白領生活，沒有感覺到廣州的生活節奏快之類的問題。記得有一次，坐在去往廣州的公車上發生一件事，讓她感悟到人應該活得坦蕩。“那時珠海到廣州通行，都需要身份證或者邊防證的。”那天，謝俊梅一如往常一般坐上了去往廣州的大巴。身上僅有一張身份證復印件，沒想武警上車挨個檢查。她頓時站了起來準備下車。武警說：“干嘛呢？”她說：“我只有一張身份證復印件，是過不去的。”她正準備主動下車時，武警對她擺了擺手，示意她坐下。“那時，一般乘客肯定會賴在車上，武警看我老實便放過我了。當時，我認為做人就應該坦蕩，即使是陌路人也會理解、認同你的。”謝俊梅秉承著這樣的信念從事著自己的事業。

　　此后，謝俊梅再次跳槽，來到了珠江投資公司。并在此后4年做起了快樂白領。此時，她哥哥也在廣州從川菜大排檔做成了一家占地1500平方米的川菜海鮮酒樓，取名為紅高粱。

　　沒得賺也要平價

　　“魚18元，蝦18元，蟹18元”是謝俊梅走訪成都數家海鮮酒樓之后提出的，便宜的售價雖然將紅高粱的生意拉紅火了，但微薄的利潤難以將龐大的酒樓維系下去。“其實到青石橋市場去收購一些死魚死蝦，成本便宜，利潤又高，但是作為生意人不能失去了原則。”在謝俊梅“坦蕩做人”的原則下，她開始游走在沿海城市黃沙尋覓最為新鮮的貨源。“當時，無論是哪個品種，成本價都在十多元以上，加上空運費用與加工費用，利潤僅有1元/公斤左右。紅高粱就是這樣堅持下來的。”謝俊梅說，即使是一分沒得賺的情況下，她依然推出平價海鮮，逐漸好的生意使她在黃沙港的貨量逐步增大，與供貨商建立了足夠的信任后，紅高粱在堅持了3個月以后，開始進入了盈利階段。

　　去年11月，在謝俊梅一手策劃下，紅高粱正式與江蘇陽澄湖陽中蟹業公司合作，并投入重金與其合作建設800畝大閘蟹養殖場。“今后，紅高粱將在貨源上占有主導地位，不再受市場風險所影響，進一步在價格上取得優勢。”謝俊梅總是以一種前瞻性眼光策劃著紅高粱的未來。

　　不愛珠寶愛窮游

　　“那時，我僅僅在廣州幫哥哥做一些會計方面的工作。直到1999年第一次回到成都。”1999年，在謝俊梅哥哥的決策下，謝俊梅回到了成都籌備紅高粱羊西線第一家店。2000多平方米的店面，謝俊梅等3人一手操辦了下來，眼看著要開業了，海鮮供貨商又臨時撤臺。“海鮮酒店沒有海鮮是怎樣的狀況，我當時就懵了。”謝俊梅回憶說，那時她親自到青石橋海鮮市場買海鮮，成天住在酒樓里，幫著收銀、打理，像位小妹一樣關照著店。辛苦下來，第一個月生意卻不怎么樣。“當時，人們聽到海鮮兩個字，就覺得貴，不敢來嘗試。所以我迅速調整方案，提出了‘平價海鮮，天天空運’。”謝俊梅說，連紅高粱門前的招牌都是她親自設計的。沒有想到平價海鮮一推出，紅高粱生意迅速火爆了起來，知名度越來越高。在謝俊梅的精心策劃下，紅高粱在9年的時間迅速發展了4家分店。

　　如今，謝俊梅不再在店里守班了，她說公司上了軌道，她只需要坐在辦公室里，與每個店的職業經理人溝通。“其實賺到錢是其次的，我作為女人而言，已經從紅高粱的發展中找到了一種自我滿足感與認同感。”謝俊梅說，她平時從來不穿金戴銀，喜歡旅游。今年她要成為背包族窮游，這就是她的生活方式。“從前我是個無欲無求的人，現在我的夢就從紅高粱開始。”謝俊梅說不會有停歇的一天。

　　操瑞蕓 著色生活的巧婦人

　　在成都的西面有一所居室，設置典雅，每逢周三、周四、周六，會有四面八方的人匯集于此，吸引他們的，是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花藝，還有來自臺灣的花藝教授、浣花草堂的創辦者操瑞蕓。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乾坤”，如果沒有親眼見識操瑞蕓老師的花藝課程和作品，可能很難領略這句話里所體現的意境。通過她的一雙巧手，花枝、樹皮，甚至蔬菜，那些看似單薄、獨立的植物經過神奇的組合，突然有了生命和意義。

　　陪讀媽媽變花藝老師

　　“2000年來大陸并不是為了教授花藝，而是為了陪孩子讀書”。說起當時的情形，操瑞蕓連稱這是機緣巧合，當時她有位同窗好友祖籍是重慶人，并且到成都已十多年了，對成都的文化風情非常喜愛，極力地說服我帶著孩子來成都讀書與生活。因為這個單純的意念，她決定來到成都，來到了這個“來了就不想離開的城市”。

　　孩子如愿以償地入學，在成都中醫藥大學學習傳統和博大精深的中醫療法。由于陪讀沒有什么事可做，2002年操瑞蕓在成都開了一家“格林咖啡店”，可沒有想到開張不久就趕上“非典”，生意一直很蕭條。因咖啡店生意不景氣，下午時段趁著沒人，便隨手插擺了幾件花藝，可沒想到卻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每每有人看到，贊嘆一番過后便詢問可否教授花藝，操瑞蕓沒想太多就答應了，“免費教學，自帶花材”，并在咖啡店門外貼了個招生小啟事。讓她又一次沒想到的是，教授花藝的小啟事貼出去不到3天，呼啦啦來了60人報名，她趕緊讓服務員把啟事撕下來，怕咖啡店小小的空間容不了人們學習的熱情。

　　就這樣，每周總有個下午，格林咖啡店的時光充滿了溫馨的藝術氛圍，幾十個人有說有笑，在操瑞蕓的指引下開始了與傳統花藝結緣的過程。可是，咖啡店的生意卻并不如花藝學習那樣紅火，眼看經營日益困難，2003年，操瑞蕓決定結束經營。當她說出自己的決定時，一幫學生不答應了。

　　自家客廳變花藝學校

　　“如果你們真的想學，就到我家里來吧。”盛情難卻，操瑞蕓向學生們發出邀請，隨即跑到家具市場買了兩個大桌子和若干椅子，把自家客廳當成了教室。一傳十，十傳百。慢慢的，學生的規模越來越大，客廳坐不下了。操瑞蕓索性在芳鄰路買了棟房子，辦起了專業的花藝培訓班，即現在的浣花草堂。

　　1000多元的學費在成都還是很有市場，操瑞蕓的學生從企業老總、花店老板到普通白領、建筑師、職業婦女……授課的地點也從成都逐步擴展到北京、深圳、重慶等地，幾年下來學生已近千人。“還是很小眾，大部分人只當花藝是門生活藝術，家用而已”，操瑞蕓說，作為一種普及的文化，早在20多年前臺灣就開始推廣花藝學習，要想真正的從事花藝教學須通過七年的學習才能拿到教授證照，“跟讀博士差不多了”。為什么要用這么長時間學習？操瑞蕓解釋，中華傳統的插花藝術不但講究花藝技巧，還要求所學者對美學、建筑學、唐詩宋詞等都有所涉獵，“是一門積累的藝術”。

　　許多她的學生后來都成了朋友。在插花之余，操瑞蕓常組織學生開展讀書會，比如過年前就設計了一些主題春盤和花束課程，然后讓學生們在課余收集年俗風情的文章，每人再帶一道菜，在享用美味的同時分享讀書會的心情，團隊的相處因此顯得和諧而融洽，許多人成為了好朋友。

　　眾多學生里，操瑞蕓印象最深的是一對母女。母親是西南交大的花藝教授，偶然間聽了操瑞蕓的講課后，決定動員自己女兒來學習。她認為，花藝的博大精深可以拓寬女兒的思路，讓女兒在廣告設計專業里能有更多的創新。這一學，女兒愛上了這門藝術，不愿意回去了，于是，有了今天常伴操瑞蕓身邊的助理，也成了操瑞蕓未來重點培養的花藝教授。

　　平常心做平常事

　　“源遠流長的花藝不是起源于日本，而是我們中國”，操瑞蕓對于日本的花道沖擊東方市場的現狀很是無奈，同時也無形中激發了她弘揚中華傳統插花藝術的使命感。

　　“中華插花藝術起源于1500年前的六朝時代，是我國重要的古典藝術之一。當時插花被用在節慶與宗教的供花上，其他方面不論是宮廷的擺飾或文人鑒賞力的表現，都巧妙地運用了花藝之美，藝術風氣發展之大盛，人們甚至把農歷二月十五日訂為‘花朝’（百花生日）而大肆慶祝。到了唐宋時代，這種修養且與‘焚香’、‘點茶’、‘掛畫’同稱四藝，成了當時人們最普遍、最基本的生活素養。”順著歷史的脈絡，操瑞蕓娓娓道來，明代的著名文學家袁宏道寫的《瓶史》，用最簡潔的語言闡明了中國傳統插花的真諦：“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過二種三種，高低疏密，如畫苑布置方妙。”這是400多年來，我國惟一一部詳盡地論述插花藝術的專著。由此可見，插花藝術并不是新時尚，它在中國有千年的衍生和深化。

　　“花木有情，通過其傳達的是一種境界，可以從中感受到創作者的喜怒哀樂”，在成都生活的日子里，操瑞蕓一點一滴感受著生活給予自己的力量，用一己之力傳承著中華傳統插花的推廣。“目前正在運營的花藝學校，可以當它是一份事業，更應該看成一種生活方式。”退休后的操瑞蕓夫婦，一如往常用平常心做平常事，去承受一切事務，追求自在，做好當下每一件事，把握當下每一善緣，積極面對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