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商 灝

　　 中國經濟正遭遇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風險。經歷了20多年改革的中國貨幣政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考驗，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論。面對通脹與經濟下行的雙重風險，除了放松管制，減少財富生成的成本，已沒有更好的治本之術。

　　不斷強化的高層意見

　　 最近十年來中國經濟政策的一個重大轉折，就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要在2008年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這個決策表明中國經濟改革已經走到了嚴峻時刻。

　　 眾所周知，2008年的這個春天，中國經濟遭遇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風險。經歷了20多年改革的中國貨幣政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考驗，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論。這種爭論在“兩會”之前即已熱烈展開，而相關的爭辯無疑將體現到“兩會”之中。

　　 2月28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央行的黨委會上重申，央行將及時掌握和分析國內外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科學把握宏觀調控的節奏和力度，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重要作用，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采取有力措施，加強流動性管理，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更好地調節社會總需求和改善國際收支平衡狀況。

　　 2月24日，央行副行長易綱在北京大學一個學術會議上表示，雖然國內外情況有所變化，今年中國經濟面臨的首要風險仍然是通貨膨脹，需要全力以赴防止通脹，既定的貨幣政策從緊方針并不會因國內外出現的新情況而改變。他認為，從緊的貨幣政策會是適當的、適度的，不會出現因調控過度使經濟下滑的風險。

　　 2月22日，央行發布的《2007年第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說，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從緊貨幣政策基調不會改變，但是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可能需要視情況做出調整。報告明確提出，今年的首要任務是要把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抑制總需求過度膨脹，同時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的最新變化，科學把握調控的節奏和力度，適時適度微調，努力為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創造平穩的貨幣金融環境。

　　 顯而易見，在實行從緊貨幣政策上，央行再三強調自己將“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的最新變化”，“適時”、“適當”，“科學把握宏觀調控節奏和力度”，其用意之深刻頗耐人尋味。

　　美元與人民幣的較量

　　 2月27日，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發表言論暗示將繼續減息之后，沉寂數日的人民幣匯率重新回到了“加速跑”的狀態。2月28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升至7.1209，單日漲幅246個基點，首次沖破7.14和7.13關口創下匯改以來新高。3月2日，人民幣更創新高，升至7.1058。

　　 人們記得伯南克曾公開聲稱，美聯儲“將及時采取必要措施，支撐經濟增長并提供防范下行風險的適當保障”。受此影響，美元在國際匯市延續2月26日的跌勢，繼續深度下挫，美元指數最低觸至74.07，當日下跌了0.54點。

　　 人們還記得自去年9月以來，美聯儲已將聯邦基金利率下調了2.25個百分點，從5.25%降至目前的3%，而往次利率下調前后，人民幣也曾因為市場預期的變化和下調政策的宣布而有所反應，其升值多與美元的下挫同時出現。

　　 對于上述現象，學界有觀點稱，中美之間正在進行一場貨幣較量。中國不應繼續選擇退卻、不應繼續跟隨美方的要求采取“敵進我讓”的政策，我們應把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放在首位，把握發展經濟的主動權和制定政策的主導權，避免陷入國際資本布下的陷阱。

　　 這種觀點認為，當前，中國貨幣政策的總體思路應是圍繞國內經濟發展的目標和經濟結構調整的要求，把國內利率政策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之一，把匯率政策作為保衛中國經濟成果、保衛中國經濟版圖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時，匯率政策應服務于利率政策、為實施正確的利率政策讓路，不應讓匯率政策牽著利率政策的鼻子走，不應讓匯率政策約束利率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通過利率、匯率、資源價格體系的互動和調整，達到把國民財富留在國內的目的；同時，通過實施自主的貨幣政策，迫使美國調整自身的貨幣政策，形成相對公平的國際經濟環境。

　　 有學者提出，中國必須覺醒、必須防止更嚴重的掏空。中國要堅持“對外開放”政策，但這種開放應該是“對等開放”，絕不能重現1840年后的那段日子。中國作為大國應該學習美國對付中國的做法，美國層層設防，不提倡“對外開放”，只提倡“美元垃圾”變資源和變股權。中國只有認真思考3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和教訓，特別是資本市場建設方面的不足，重新調整政策和思路，重視政策之間的平衡和配套，才能發揮人民幣的威力，才能打好這場發生在中國本土的貨幣戰爭，才能避免中國經濟發展成果的瞬間毀滅。

　　 目前，國內外眾多專家學者在呼吁政府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希望2008年度人民幣升值10％，同時進一步加息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以便抑制國內的通貨膨脹。但有分析認為，這種政策組合有可能制造經濟災難。

　　對中國貨幣政策再認識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時代，甚至在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后的一段時間，中國并沒有真正的貨幣政策。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法》頒布實施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也沒有清晰的界限。在這個從無到有的過程中，中國非常注重學習和吸取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貨幣政策的理論和實踐。央行行長周小川說：“直至今日，央行的貨幣政策制定與實施仍處于學習階段�！�

　　 中國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到現在，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貨幣政策在實現和維護宏觀經濟穩定方面、在特定時期內支持具體領域改革以達到“帕累托改進”方面、在支持經濟結構調整方面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與發達國家或成熟市場經濟體相比，目前中國的貨幣政策特點主要體現在：第一，采用多目標制；第二，數量型和價格型工具混合使用。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經歷了3次通貨膨脹時期，分別是1985年、1988年和1995年。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1998-2000年，中國經歷了通貨緊縮。從這幾次經歷的實證分析中可看出，貨幣供應量與通貨膨脹之間的互動關系仍是顯著的。央行高官曾表示，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貨幣總量仍是貨幣政策框架的重要內容。

　　 中國在貨幣政策方面遇到的一些問題，可能在別的國家很少見或未曾經歷過，在經濟史上或者理論上也少有系統性地剖析。比如關于金融穩定和金融機構改革之間的關系，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前可能就沒有得到充分重視。

　　 那么，對于中國貨幣政策當前新出現的重要貨幣理論問題，究竟應以怎樣的思維方式去尋找答案；中國應如何總結過去貨幣政策的經驗和教訓，如何確立新形勢下的中國貨幣政策方針？

　　 　 若從2005~2007年以來貨幣政策效果來看，緩解國際收支盈余給貨幣供給所帶來的是大額順差相伴的流動性問題、物價問題、資產價格問題和固定資產投資問題等多方面的反效果。

　　 　　學界權威人士據此從理論上所做的分析認為，一旦本幣出現持續升值預期，經濟體系的決定力量或關鍵變量，則是預期匯率升值幅度和資產價格上漲幅度，其他變量（利率、預期通脹率等）是從屬變量。若本幣出現持續匯率升值預期，央行貨幣政策無法實現其釘住通脹率之政策目標。因為，此時央行若要釘住某個通脹率，它必須采取某種貨幣政策操作手段，反方向調控真實經濟市場和虛擬經濟市場，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操作。該分析還確認，過去兩年半的貨幣政策歷史，證實了該理論的基本結論。

　　 事實上，由于允許人民幣匯率緩慢升值，國際收支“雙順差”所帶來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卻愈演愈烈。盡管央行已經動用幾乎所有貨幣政策手段，以緩解流動性過剩壓力，實際上卻收效甚微。

　　 嚴峻的事實表明，確立中國貨幣政策的基本方針，必須綜合考慮國際貨幣體系的基本特征和中國經濟發展所處的特定階段。

　　 因此，為了盡可能降低經濟運行的整體風險，確保銀行和金融貨幣體系審慎穩健經營，確保國民經濟長期又好又快發展，中國貨幣政策的基本方針理應作出重大調整，并迅速采取正確的行動。

　　中國貨幣政策的選擇

　　 人民幣再現加速升值跡象，折射出在升值預期的巨大誘惑之下，即使加大緊縮措施的力度，恐怕也難減緩國際資本瘋狂涌入的勢頭。如果對未來價格上漲的預期也不斷加大，將成為威脅國家經濟增長的更為重要的風險。

　　 但更令人擔憂的問題是，緊縮的貨幣政策是否會使中國的美元外匯儲備問題更為尖銳？那么，中國的最佳選擇是什么？中國必須抓住這個機會，允許人民幣加快升值步伐嗎？而且，中國必須允許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而非僅對美元加速升值嗎？

　　 有一種深刻質疑的意見說，以人民幣升值抑制國內通脹可能會產生一系列問題。首先，人民幣匯率會不會失去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的地位？匯率政策會不會將退居為諸如利率、存款準備金率之類的政策工具，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會不會因此將大大減弱？第二，人民幣匯率機制是否會被扭曲？第三，人民幣升值真的能達到抑制通脹的目的嗎？最后，以人民幣升值抑制通脹或將加劇進口企業和出口企業之間的利益沖突。

　　 正在引起輿論高度關注的一個政策主張是，中國貨幣政策應迅速采取切實的行動：第一，消除人民幣持續、單邊升值的市場預期。第二，重新實施人民幣與美元的固定匯率。而若將人民幣匯率重新穩定于7.5人民幣＝1美元水平，只允許匯率在7.5水平的上下窄幅波動，中國或可徹底消除人民幣單邊持續升值趨勢。

　　 央行及證監會、銀監會和保監會上月發布的聯合公告，在闡明中國政府在“十一五”時期剩下階段當中的主要政策目標之時聲稱，將擴大價格型調控工具的使用范圍，并繼續運用數量型調控工具。這顯然意味著中國的貨幣政策將更多著力于利率、匯率政策，而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等數量型調控手段可能減弱。那么，央行會采納上述主張嗎？正在努力尋求突破的中國貨幣政策還有什么可以抑制通脹的上佳選擇？

　　 央行副行長易綱不久前公開表示，要繼續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供求的作用，增加匯率彈性。他認為，局部的資本管制對于開放的經濟體作用有限，被管制的資本總可以通過未被管制的渠道流入國內，同時實施全面的資本管制代價太大，今天的中國是一個開放的中國，同樣實施管制也是代價非常高的。

　　 易綱還強調說，世界各國治理通脹的一個成功經驗，就是放松國內的資本外流以及加強宏觀政策的協調。一個比較接近合理均衡水平的匯率、利率和宏觀政策對于資本流動是重要的。

　　 盡管國內金融界目前存在一些關于資本管制是有效的，應該加強資本管制的觀點，但事實證明，資本管制政策可以堵住國際金融資本套利中國，但無法堵住商品套利的渠道。人們發現，現實已使央行對于資本項目管制不再自信。

　　 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是人民幣國際地位提高的必然，盡管央行從未給出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時間表，但迫于資本和貿易項下的順差積聚的龐大外匯儲備壓力，去年以來政策調整步伐明顯加快，在資本項目開放上，流出管制松動，流入管制收緊跡象明顯。面對通脹與經濟下行的雙重風險，除了放松管制，減少財富生成的成本，誰還有更好的治本之術？而央行官員的最新表態顯示，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或將被視為化解當前通脹壓力的又一個理性而必然的選擇。

　　華夏時報訂閱電話

　　北京(010-59250200) (010-59250001) 上海(021)52890785 深圳(0755)81197099

　　全國各地郵局均可訂閱:郵局訂閱電話：11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