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固原市原州區三營鎮華坪梁村村民李國英，高興地領到了2008年度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門診費用核銷券，解了“看病難”的憂。新華社記者李紫恒 攝上海用“健康經濟學”破解看病貴、看病難問題。圖為上海市靜安區南京西路街道的老人們在練習“平衡訓練操”。新華社發幾乎每天早晨，北京宣武等大醫院掛號廳都擠滿了各地擁來看病的患者。本報記者劉昱蓮 攝編者按

　　“到社區醫院和鄉村衛生院看病不難，難的是去大醫院、找名醫看病。”今年“兩會”期間，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點出了當前“看病難”的實質。

　　目前，我國在面臨衛生資源整體不足的同時，大量優質資源集中在地級以上城市。因此，患者們都“奔名院、求名醫”造成了看病難的現狀。如何化解這一矛盾？本報記者深入采訪了有關專家，他們開出了“小病在社區、大病進醫院、康復回社區的建立兩級醫療新格局”的“新藥方”，可能會對深化醫改有所借鑒。

　　現狀：患者擠堵名醫院

　　“黑壓壓的一片人，我們一天的門診量有七、八千人上下。除了廣東省內患者，還有湖南、海南等地患者。”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人民醫院副院長王啟儀告訴記者，為了找專家，不少患者都到省人民醫院求醫。

　　“上海華山醫院、長海醫院等醫院的門診量很大。即使如此，不少人都托我找大醫院的名醫看病。”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蔡威說。

　　“我們醫院1800張床位都不夠用，有時樓道里都擠滿了住院病人。”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立醫院內分泌科主任趙家軍指出。

　　擠大醫院現狀正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上演著。專家們認為，這一現狀一方面造成了看病難的問題，另一方面對醫療機構的長遠發展沒有太大的好處。

　　山西省兒童醫院院長白繼庚指出，對于大醫院來說，從經濟效益考慮，更愿意手術康復期的病人到社區衛生服務機構。但實際情況卻是，患者基于質量、環境和素質的考慮，“但凡有點辦法則會選擇到大醫院就醫”。

　　“名醫的價值沒有體現出來，全看感冒、發燒這樣的小病了。”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衛生廳廳長李蘭娟說。

　　此外，擠名醫院也造成了社區醫療結構、鄉鎮衛生院的大量醫療資源被浪費了。記者從山西省衛生廳了解到，目前我國多數社區衛生服務機構都處于“自娛自樂”的狀態——百姓雖然住在社區，但不去社區看病。受訪社區衛生服務機構人士對此并不避諱——現實造成其想從雙向轉診中獲取的，無非就是“大醫院康復期的病人能下轉，把我們的床位填滿”。

　　根源：醫療資源分布太不平衡

　　即便在社會各界呼吁多年后，這一現狀并未得到改變。代表委員們認為，是由于醫療資源分布不平衡所造成。

　　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立醫院內分泌科主任趙家軍將目前醫療資源分布不平衡歸結為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地區差異造成的東西部醫療水平高低不一，二是經濟差別造成的城鄉醫療資源分布不平衡，三是小醫院與大醫院之間相差很多，四是醫療資源在不同患者之間的配置不均勻。

　　“發達地區醫療機構由于政府投入大、各項福利好，吸引了不少優秀的醫療人才，因此也聚集起了一大批醫療資源。”蔡威說，這是邊遠地區無法比擬，而且甚至多年都無法超越的事實。

　　代表、委員們認為，由于政府投入分布不均衡引來了一系列的問題。

　　“我曾經去過一個縣城，1300名村醫中，只有3個專科生，很多醫生都是中專生。”趙家軍告訴記者，現在農村很多藥品都能買到，但最缺少的是醫生。大醫院集中了不少優秀的醫學人才，而邊遠地區找一個副主任醫師都很難。

　　“一些社會醫療服務中心醫生也水平不高。”蔡威說，本科、大專以上學歷的醫生很少，更別提研究生了。

　　患者追逐最好服務的心理也導致了“看病難”的出現。“每個患者都想找最好的醫生看病，而往往這些醫生都聚集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醫院。”王啟儀說，“全國人民擠協和”的現象也在所難免。

　　其實，不少患者對醫療服務的消費比較盲目。“小感冒都要上大醫院，這根本沒有必要。”蔡威說，很多小病在社區醫療機構或鄉鎮衛生院完全能解決，但患者追求“最好服務”的心理決定了“即使去大醫院看病困難無數，也要去找名醫”。

　　對策：加大政府對基層醫療機構的投入

　　“政府加大對基層醫療機構的投入，肯定能逐漸緩解看病難的問題。”這是記者采訪中，代表和委員們最終都提到的問題。

　　李蘭娟說，不少人都認為政府加大對醫療投資的財政數額龐大。其實不然，她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浙江省一共4700萬人口，需要3萬名左右社區醫生、護士和醫技人員。政府支付給他們工資、福利待遇等每年需要30億元。“目前，浙江的投入已有27億元，所有的社區網點幾乎都鋪設好了。”

　　蔡威說，要想緩解“看病難”就要實現小病在社區、大病進醫院、康復回社區的兩級醫療新格局，應盡快構建起以各大型公立醫院為中心、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為基礎、社區衛生服務站為前哨的三級網絡，并由大型公立醫院統一進行業務指導和分級管理。

　　山西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院長肖傳實指出，實現醫療資源合理配置的關鍵還在于“人才”。“今年國家給鄉鎮衛生院配備設備，僅山西就下撥了價值6700萬元的設備，全部配齊。可是如果沒有人去給農民看病，三年之后它們將成為一堆爛鐵。”因此，他認為，要想使支農走向長效，應給予鄉鎮衛生院一定的政策優惠，并不一定是資金補貼，多幾個人員編制也可以。

　　資金、體制和人才都解決后，李蘭娟提出“怎樣讓患者去社區醫院和村鎮衛生院”。她認為，小醫院難留病人的根源，不全是資金、人才的問題，重要的是醫生自己沒有為社區服務的思想。“社區醫生既然在社區行醫，就得把自己的病人全管理起來。每天走訪自己的客戶，為他們的病情、健康等方面的問題出謀劃策，甚至大病時推薦某醫院的某醫生。”但遺憾的是，現在社區醫生因為各方面的因素并未這樣來做，因此病人根本不會信任社區醫生，當然更不會“有病去找社區醫生了”。

　　李蘭娟指出，而調動社區醫生的積極性，政府主導向與市場手段一定要結合，“除了靠教育外，還要讓他們在社區中見到不錯的錢景。”政府應允許社區醫生與社區居民簽服務合同，超出一定范圍的醫療服務可作為“收費項目”，而社區醫生能從收費項目中提取60%左右的報酬作為服務費用。

　　

　　[相關報道]寧波鄞州破解“看病難”：將農村醫院“養起來”

　　在農村看病，醫生水平不錯，而且完全不在收費上動腦筋，藥價也在政府的資助下越來越便宜。農民群眾干啥還要去擠城里的大醫院呢？

　　寧波鄞州區近年來重新部署城鄉醫療格局，把醫療衛生建設的重點，由城市轉移到農村，著力體現“公益性”，用公共財政將農村醫院和醫護人員“養起來”，為緩解城鄉“看病難”作出了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