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ㄗx品）出品人

　　侯家駒 著

　　新星出版社2008年1月

　　汪丁丁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普通人很難分清楚“經濟史、經濟思想史與經濟學思想史”之間的差別，自然也不太理解為什么會有這三個奇怪的名字。汪丁丁在《經濟學思想史講義》中區分了三個概念。對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學思想史”的差別，也許還較容易理解，前者是講經濟發展的歷史，比如說侯家駒的《中國經濟史》，討論糧食、物價、土地制度等等；而后兩者是講思想的歷史，以經濟思想史為題的，有亨特的《經濟思想史（第二版）——一種批判性的視角》、豬木武德的《經濟思想》、張旭昆的《西方經濟思想史18講》、胡寄窗的《中國經濟思想史》以及巫寶三、葉世昌、趙靖等的相關著作。

　　不容易理解的是，在“經濟思想史”與“經濟學思想史”之間到底有什么細微的差別。在胡寄窗、巫寶三等人的經濟思想史著作中，通常會論及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那些零星而破碎的言論，散落在《論語》、《孟子》與《管子》等典籍中。諸如《論語》中的“富與貴，人之所欲也”，《孟子》的“義利之辯”，以及《管子》的“地不均平和調，則政不可正也”等思想，成一言而不成體系，汪丁丁認為這不算“經濟學思想史”，而只能是“經濟思想史”。汪丁丁以兩個標準區分兩者，其一是經濟學思想是比較系統的，而不是零星的經濟思想；其二是經濟學思想是對經濟學核心議題的反省，而不是說任何經濟思想都是經濟學思想。所以兩者是有區別的。

　　在汪丁丁的《經濟學思想史講義》中，其論述不局限在對“經濟思想”的論述，而在于將經濟學尤其是經濟學的核心議題放在更大范圍的思想史范疇中加以評論�！八�以在經濟學思想史里面做的工作，要求我們超越經濟學的專業化視角，對經濟學進行反思，把經濟學本身當做是一種意見——按照對原初的意見和知識的看法，我們有理由把今天專業化了的經濟學知識，在更高層次上當成一種意見，然后從與其他專業學科（包括政治學、社會學、法學、心理學等）的意見的對話中，讓更高層次的真理自行呈現出來。”這是汪丁丁在這本書中所努力追求的目標。這是一項有意義的嘗試，盡管斷言其成功還為時尚早。

　　當然有時候對經濟史的研究也會觸及到經濟學的核心議題，或者涉及到經濟學研究的范式革命，在這種情況下，單純劃分思想史與經濟史就會遇見前所未有的困難。借鑒康德的思路，汪丁丁劃出了物質活動、日常生活與精神世界等“三界”，在他早先的一些論述中也出現過類似的表達，例如《制度分析基礎》、《制度分析基礎講義Ⅰ：自然與制度》、《制度分析基礎講義Ⅱ：社會思想與制度》等。從這一分界來審視侯家駒的《中國經濟史》以及黃宗智的《經驗與理論：中國社會、經濟與法律的實踐歷史研究》，就會發現“歷史與思想”之間的糾結絕不亞于情人之間的纏綿。

　　侯家駒在《中國經濟史》中指出馬克思觀察的西歐小國不可比附中華大地，對于大國其“治亂”有循環，而小國則會失衡進而趨于另外的均衡。侯家駒也將中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解釋為“合”是大一統的一元體制，而“分”是分裂的多元體制。這一“統分體制”基于一個重要的事實是，人地比例協調與失調的過程。

　　而到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不少解釋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經濟學家開始將眼光投向地區間競爭帶來的經濟活力。侯家駒的這本老書新出或是一個恰到好處的提醒：地區之間的競爭固然能帶來活力，但同時也造成了地區分割和國內要素流動的障礙等等，有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反過頭來對中國經濟造成傷害。通過其對秦漢時期的“郡縣制度”、后漢末到南北朝時期的“塢堡經濟”、隋朝到盛唐時期的“府兵制度”、中唐五代兩宋的“區域經濟”以及元明清三朝的“中央集權”的研究，的確顯示了統分制度的不同表現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張力。在此基礎上解釋制度變遷，在成一家之言的同時，也對原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革新。

　　事實上侯家駒的這一觀點與黃宗智在《經驗與理論：中國社會、經濟與法律的實踐歷史研究》中對《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以及《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的研究有相近之處。所不同的是，黃宗智采用的方法是從滿鐵資料的實踐經驗出發，提煉出理論概念包括“內卷化”與“過密化”等，進而引發了學術上的爭議。黃宗智認為在人多地少的環境下，小農的選擇是在邊際收益遞減的情況下做出高密度的勞動投入，由此導致了所謂“沒有發展的增長”。黃宗智進而認為，中國農民的行為有別于一般經濟理論中的理性假定，應當給予特殊處理。雖然對黃宗智的反擊也有很多，尤其是從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與制度創新的角度，認為黃宗智沒有理解經濟學上對“發展”的定義，從約束下求創新的角度看，農民的行為并沒有違背理性假設。但黃宗智的理論的確對原有的研究產生了沖擊，并且迫使堅守新古典傳統的學者進行辯護。

　　侯家駒的《中國經濟史》和黃宗智的《經驗與理論：中國社會、經濟與法律的實踐歷史研究》表面上是經濟史的作品，實際上也與經濟思想史關系密切，同時由于其涉及到對經濟學研究方式的爭議，因而與經濟學思想史也不無關聯。盡管侯家駒與黃宗智關心的還是物質活動與日常生活的領域，但研究本身構成對精神世界的貢獻。這或許意味著我們常常無法將糾結在一起的歷史與思想截然兩分，畢竟棒打鴛鴦這種事情不太厚道，還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