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產業轉型凝聚了十年的政策能量終于得到集中釋放。然而，中國企業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也在潛移默化中經歷著深刻的改變，產業轉型加上生態之變，中國企業正在經歷一個重要節點。這是一條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作為產業升級的主體，中國企業不得已上路，并在政府意志和現實環境的雙重壓力下，艱難前行。而在2008年這個既有奧運又是政府換屆的特殊之年，中國企業生存的命運，似乎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政策之惑2008年公歷新年的第一天，中國企業收到一個大大的紅包：新企業所得稅法和實施條例的施行，不僅意味著內資企業稅負的減輕，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所有企業從此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市場環境更加公平、寬松。然而，對某些企業來說，來自稅收方面的不一定都是好消息。就在同一天實施的2008年關稅調整方案顯示，多種產品的進口關稅較大幅度下調，而鋼鐵、焦炭等高耗能產品的出口關稅則大幅提高，表明了決策層鼓勵進口、控制高耗能產業的決心。其實早在2007年7月初，相關部門就開始對兩千余項商品實施出口退稅稅率調整，取消500多項“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這一政策的出臺除了緩解貿易順差的現實考慮之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政府從源頭調控倒逼企業升級的信號。而2007年下半年，中國制造在世界范圍內遭遇的危機無疑更加堅定了政府加快產業升級的決心。在人民幣持續升值、外部需求持續減弱的情況下，出口退稅稅率調整使得一些以價格為主要競爭手段的出口導向型中小企業面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一場適者生存的“大逃殺”順勢展開。珠江三角洲地區以及蘇南地區一些長期以來依靠出口退稅保證微薄利潤的企業，由于失去了生存的根本而正在大量消失，有些甚至是整個產業集群的消亡。這也許是中國產業升級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但政策環境應該給企業調整留下多大的空間，以及政府應該在產業自發升級中應起怎樣的作用，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企業制度室主任羅仲偉認為，中國產業情況復雜，政策設計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留下特殊出口，只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否則政策就會失效，但這樣又會造成政策代價的不可控制，這就是政策的困惑所在。大量的企業倒閉，顯然是一種資源的浪費，但中國產業升級又勢在必行，而且只能由資源動員力最強的政府來推動。成本之重除了政策調整的壓力，2007年一直籠罩在中國企業頭頂的還有通貨膨脹的風險。其對企業的直接影響就是工業基礎原材料價格一路飆升。原材料成本上升進一步擠壓了企業的利潤空間，除了少數具有議價能力的企業，可以通過向下游產業或者顧客身上轉移成本來保持盈利，大多數企業只能自己承受原材料漲價的壓力。而目前這種原材料價格上漲的趨勢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還將繼續。與企業成本相關的還有勞動力成本的升高。《勞動合同法》已于今年1月1日正式實施，然而圍繞這部法律的爭議，卻至今余波未平。柳傳志的“我們看了以后還是很緊張”，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企業家對《勞動合同法》可能帶來的企業用工成本提高的憂慮。這種憂慮在一些企業甚至發展成了為規避《勞動合同法》而集中裁員的事件。近幾年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者福利保障的完善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其所帶來的企業用工成本的增加，預示著中國低廉勞動力的時代漸行漸遠。而從國家環保總局、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日前聯合出臺的“綠色信貸”政策到商務部的出口新政，再到國家環保總局和中國保監會近日聯合發布的《關于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指導意見》，環境經濟政策的高密度出爐，無不一步步墊高了企業的“綠色成本”。環保成本的增加很多還源于國際環保標準的提高。例如，歐盟化學品注冊、評估、許可和限制法規（簡稱ＲＥＡＣＨ法規）已于2007年6月1日生效，2008年6月1日起正式實施。市場人士分析，僅此一項我國企業每年所要負擔的成本為5億～10億美元。另外，企業土地使用費用和物流成本也在土地控制政策和資源價格的推動下水漲船高。這一切成本的增加，促使珠江三角和長三角地區伴隨著企業關閉潮還出現了遷移潮。盡管這種企業大量向中西部遷移的風潮早在前兩年就開始了，但最近有愈演愈烈之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周宏春分析，根據經濟學的“梯度發展”理論，企業向資源、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地區轉移是一種產業升級中的自發調整過程，但由于地區間配套條件的差異，使得這種遷移有了一些悲壯和無奈的意味。內外憂慮面對日益高漲的通貨膨脹預期，2007年，政府打破了幾年以來財政和貨幣政策“雙穩健”的調控思路，組合的貨幣政策是前所未有的緊縮態勢。而2008年1月份，ＣＰＩ指數7．1％的漲幅將可能促使進一步緊縮政策的出臺。而這一切對于融資能力較差的中小企業來說，將可能引發其資金鏈的中斷。雖然民間金融發達的江浙等地區的企業所受影響可能有限，但其他地區的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在信貸規模縮減的條件下，群狼爭食的局面必然出現。但對于資金充裕、具有遠見的企業而言，貨幣緊縮的冬天則可能成為它們趁機擴大市場份額機遇期。殘酷的冬天過后，可能留下來一些行業的寡頭。需要指出的是，將要推出的創業板雖然因為門檻較高，而對近3000萬家中小企業來說也只能是杯水車薪，但對于形成有利于中小企業融資的多層次資本市場無疑具有里程碑似的意義。產業升級需要統一完善的國內市場，正如中國社科院亞太研究所研究員張宇燕所言，世界上很多強勢經濟體都建立在強大的國內單一市場的基礎上。但一項研究顯示，內地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之間現存的各種貿易壁壘，極大地阻礙了配置效率和規模效率的提高，同時也制約了企業的做大做強。中國經濟必須對內開放。而在羅仲偉看來，由于行政壟斷所造成的市場準入門檻也是國內市場重重壁壘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改變這一現狀，還是應該回到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問題上。首先要解決國有企業的定位問題，既國企到底是宏觀調控的工具，還是以贏利為目的的企業。羅仲偉認為，國有企業就應該是政府調控市場的工具。但是，國際能源安全問題的升級、經濟運行不穩定因素的增多都決定了能源、公共交通和信息等部門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會由行政壟斷企業控制，國企與民爭利的角色難以改變。2008年，這場由政府主導的產業升級運動還必須保證奧運經濟后的發展速度，考慮南方災后重建需求膨脹，提防世界經濟衰退的外部風險。在行于所當行，止于不可不止間，考驗著決策者的智慧。而對于中國企業來說，強大將會是其承受成長之痛的最終補償。期待變化一年之間，中國企業生態環境產生的種種變化，兩會的代表、委員已經察覺。全國政協委員、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清泰告訴記者，雖然整體而言，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國企業生存的整體環境，大方向一直向好，但是一些不利于企業發展與成長的因素應該引起關注。他還表示，如果經過調研發現有必要，他會在兩會上上交相關提案的。“我很關注信貸從緊的政策，從控制投資過熱、保證中國經濟平穩運行的角度來說，這十分重要，但要考慮到一個問題，就是信貸資源的配置問題。信貸從緊之后，按照現在地方政府的價值取向，大量的信貸可能仍將會被引向大項目、基建投資以及重化工業項目。因此，真正大幅度被壓縮的信貸，實際是在中小型企業或者第三產業的企業。而這些企業，實際上是對經濟活力、經濟發展貢獻最大的一部分。因此，接下來要看地方上如何執行這種信貸從緊的政策，否則，會產生不利的影響。”陳清泰表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認為，歷年兩會，實際都是社會不同利益集團博弈、妥協最終形成解決方案的平臺，而且隨著民主制度和意識的逐步深入，兩會的這種職能會越來越被強化。因此，醫療、教育、住房、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固然將繼續成為兩會的核心議題，但對于企業生存的整體生態環境，應該被逐漸強化。“企業其實是解決就業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根本途徑。最簡單的道理是，企業，尤其是第三產業企業的發展，能夠帶來足夠的就業機會，這不需要政府投資，只需要政府給予一個合適、寬松的整體生存環境。”孫立平表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對企業目前所處的整體環境也表現了自己的擔憂，“去年我就做了提案，提到了中國企業目前的稅負水平總體偏重，一個非常典型的表現，就是稅收占財政收入的比重較高，這種結構，實際在加大企業的經營成本，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質量提高，是不利的，畢竟ＧＤＰ和財政收入不是唯一的指標，我看情況，今年還會提案。”保育鈞向記者強調。[][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