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張鑫

　　有橋的地方肯定有河。

　　廖公橋就架在黃河支流秀延河上的一條無名支流上，河雖無名，但橋卻是整個陜北有據可考的最為古老的石拱橋之一。橋身并不雄偉，但莊重古樸，經風歷雨過后的斑駁石跡依然能夠映照出歷史的厚重。

　　78歲的張有福站在橋上，回憶起往事來，絲毫沒有含糊：“聽老人們說，大清朝康熙年間，當時這個地方的知縣叫廖均，他個人出錢，親自監工修的這座石橋，后來，人們為了紀念他的善行，就把這座橋叫廖公橋。”

　　橋下，無名支流匯入秀延河。連日來的大雪早已將河川雪藏，不是常年的水蝕鑿刻出的裸露著的巖壁，很難認出那就是曾經在“鬧紅”的年代里曾經風云的秀延河。

　　張有福來自以這座橋命名的廖公橋村，這個在當地較為有名的行政村下轄廖公橋和張家坪兩個自然村，秀延河將其一劈兩半，它們在行政上隸屬于陜西省子長縣安定鎮管轄。

　　廖公橋的有名，在于它盛產蔬菜和當地人頗為鐘愛的洋芋粉條。而這一切，都與張家坪山溝里流出的一股山泉有關。

　　56歲的廖公橋村支書張順珍黨齡已經37年，16歲家貧輟學就任村里的會計，在村支書的位置上也已經干了30多年，對于廖公橋的村情歷史，沒有誰比他更熟悉。

　　在張順珍看來，2007年，廖公橋有幾件事值得說道：

　　種菜

　　2007年春節，由于大雪封路，外地的蔬菜難以運到子長縣城，這個居住著10多萬人口的縣城里一時間菜價飆升，一斤黃瓜最高時可以買到8元，直抵豬肉的價格，即使如此，也無貨可供。作為縣上主要的無公害蔬菜基地，廖公橋的大棚蔬菜成了重金難求的熱門禮品。

　　回憶起廖公橋栽種大棚菜，還有點故事。

　　由于村里的大部分山地均已退耕，差不多每家每戶的口糧田大多集中在了秀延河兩岸不到300畝的川地上，這其中，河對岸張家坪開闊塬地上的水澆田占到了全村川地的六成多。

　　在1985年以前，廖公橋的水澆田更多，“六十年代縣上合作社修的秀延渠從秀延河上游的中山川水庫一直通到下川里的欒家坪，前后大概有兩個公社的二十幾個村子的川地能澆上水”。

　　但在其后的日子里，經年失修的引水渠由于缺乏統一的管理和使用，一日日地坍塌損毀，再也沒有發揮它的作用。“自從那以后，上下川幾十里路，就只有我們村的張家坪塬上，有大概一、二百畝水澆田”。

　　而這水澆田的水，是來自張家坪山澗流出的一股山泉，水大如注，日夜不停自然地流進了莊稼豐茂的張家坪塬上。需用時，村民們將其依壟間水渠逐排放入田畦，直至盈滿。若不干旱，就讓泉水自然匯入秀延河。

　　正是這股泉水，使廖公橋的村民數十年來一直不缺肥美的蔬菜。

　　2003年，政府推廣大棚種植，張順珍為廖公橋爭得了樹立“樣板村”的名額。這一名額會附贈一系列的優惠政策。但他沒想到這么好的事情，卻遭到了村民的拒斥。

　　最早的對抗來自本家的一位媳婦，她家的一畝地被列入了大棚規劃區。地里種了幾年的梨樹由于疏于管理，根本就不掛幾顆果，但她不愿砍，更不想投下兩三千元的“巨額”資金修建大棚，于是便揚言若村上將她家果樹砍了，她就拿刀砍支書。

　　“我有時候特別能夠理解他們的想法，當了30多年的支書了，我都習慣挨罵了。”張順珍說。近十年來，每次為落實鄉政府下達的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計劃，他都會被罵上一陣，從種藥材、種烤煙，到栽梨樹，在他看來，每一次的調整都使得廖公橋300來畝的水澆田在非科學的軌道上折騰。事實證明，每一次的調整又都告失敗，“種烤煙時，烤煙沒有渠道賣；栽梨樹時，梨又便宜得如狗屎一般，老百姓急了，就只能找我出氣。”

　　只有種植大棚，張順珍鐵定了心要使全村的家家戶戶建起。因為他們有別的村沒有的水源。

　　過年時，菜農送來了反季的黃瓜和豆角，張順珍便責怪送菜的人，“這么貴的東西，多賣兩錢哪”。大年初二，他上門動員尚沒有種植大棚的村民，這一回，他的工作好做多了。

　　架橋

　　在張順珍的記憶里，百十年來，廖公橋村的莊稼人到秀延河對岸的地里種田，春夏里，習慣將鞋一脫，挽起褲腿，赤腳渡河；到了秋冬，水冷刺骨，便在河床上投上數十顆巨石，人便一步一跳地腳踏“碾石”來往。天長日久，村子里上了年紀的老人們就一個個難免落下風濕病，老來行走極為不便。

　　由于秀延河河面較寬，夏日雨季里山洪頻仍，所以在此架橋雖然是村民們長期的愿望，但因為難度太大，所需經費又超過了村里的承受能力，一直未能實現。1992年，村里曾出資請人用鋼筋焊接了一個簡易的浮橋，但還是在其后不久的一場特大洪水中被卷走。

　　自2003年以來，隨著大棚蔬菜的栽植，渡河運輸成了村民們最為憂心的事。稍遇雨下河漲，不能及時運出，新鮮的蔬菜就會爛在溫棚里。

　　2004年，經過村委會的研究，廖公橋村準備修建一座橫跨秀延河的石拱橋。請人設計和預算了一下，即使是修一座將橋墩深入水面的浮橋，請人施工，也大概得二三十萬元，“當時想，不能把這些錢轉嫁到村民的頭上，他們也承受不起。”于是，將預算壓減：施工，由村里組織村民出工；錢的問題，村委會擬好申請，幾次拿到鎮長面前，鎮長也初步答應能從縣上的專項資金里撥出7萬元，剩下的款項，張順珍想好了，看能不能從在延安市水利局當官的大舅子那兒再撥點兒下來。

　　就在一切都謀劃好的時候，河對岸同屬一個行政村的張家坪村，有一位早年送給別人家撫養的孩子姓強，在市里當了大官，老了退休將至，也愿在家鄉修一座橋。

　　欣喜過望的張順珍帶著村干部，帶著土特產趕到延安，登門拜訪這位“大官”，但得到的答復卻令他失望。“大官”的條件有三：一、這座橋必須以他的名字命名；二、工程必須交給他的弟弟施工；三、橋的一端必須架在他家的窯院鹼畔底下。前兩個條件都能夠接受，第三個條件，則意味著廖公橋的村民必須繞道兩華里才能過橋來到自己勞作的田地。

　　張順珍回到村里征求村民們的意見，遭到了一致反對。修橋工程只好按照原來的計劃進行。

　　2006年秋，等待雨季汛期一過，廖公橋村的全體村民便熱火朝天地投入到了秀延河橋的地基工程上。2007年春，由于通過市水利局大舅子那兒的撥款被縣上有關部門以“不符合專項資金利用辦法”為由扣留，張順珍只好東拆西借把工程款墊上。直至向上述部門給足了“回扣”后，村上才拿回了這筆款項。只是，撥下來的5萬塊錢，到了村里，只剩下了35000元。

　　合龍口那一天，鎮上的書記和鎮長都親自到場剪彩，盡管工程至今還欠了2萬多元，但張順珍覺得政府還是給足了村里面子。“余下的欠賬，看能不能在以后村里的其他工程上補足。”張順珍說。

　　而他的老伴，則更多的是埋怨：“又當指揮，又當工人，晚上還要睡在河邊照場子，半年下來，人鬧了一身病不說，家里的兩個錢全墊到修橋上。”

　　“廖公橋人祖祖輩輩趟河都過來了，你何必呢？”她說。

　　建礦

　　“一萬年以前，我們這里都是森林和湖泊，后來地殼運動，把森林扣到地底下了，就成了煤。”初中畢業的張順安在向記者表述他對煤炭形成的見解時，刻意加重了“殼”的讀音。

　　在廖公橋村，張順安是文化程度較高的在家務農青年，人勤快，又念過書，種起地來得心應手。但自打2004年他家的地里被省上來的地質勘查隊打了兩個眼后，他比村里的任何人都渴望著一個煤礦的誕生。渴望的原因，在于他曾親眼目睹了本村一個煤老板的發跡史。

　　這個人叫張宏偉，小學上到三年級時，迫于家庭的生計壓力，輟學務農。隨后，販賣豬崽、賣糧食、賣羊絨，上個世紀末，陜北民營石油開采興起，小有資本積累的張宏偉和人聯合打油井，真正實現了發財致富的夢想。但在隨后陜北油老板間普遍刮起的賭博風中栽了跟頭，一月豪賭兩百多萬，幾近破產。2002年，整個陜北另一個暴富機會悄悄來臨，這時，只有數十萬元的張宏偉傾囊出擊，一舉用貸款加借款買下了兩個瀕臨停產的小煤窯，2003年年中，煤炭價格奇跡般地以幾何級數增長，張宏偉一夜間成了億萬富翁。

　　其事跡，在多數廖公橋人看來，令人頭暈目眩。當年小有積蓄大膽在其參股的村民們，也紛紛成為了煤礦的管理人員。張順安雖然念過書，但在此事上還是覺得自己太保守。“我本來也有機會在煤礦參股，當時手頭還有個三五萬的。”他懊惱地說。

　　2004年，縣政府出資請北京、省里的專家對全縣的煤炭資源進行普查，地質勘查隊的勘探井于是就打到了全縣的數百個村莊。廖公橋的井就打在了張順安家的谷子地里，當時探明的情況是，這里有豐厚的煤。從此后，村里人就一直等待著建礦的消息。

　　2006年，消息靈通人士傳回話：縣上把煤區的規劃圖已經報經省上和中央批準，只是，出煤的礦井口開在哪里還在論證中，一時未定。村里有出門在外有眼光的人士便叮囑村支書張順珍：“到縣里跑一跑，活動活動，興許礦井就可以開在廖公橋。”

　　村里人也明白，假若那傳說中年產上百萬噸的煤礦建在了自己的家門口，就是撿兩塊煤燒，一年也能節省不少錢。更何況，如此大型的煤礦，要占地，要占路，要礦工，要吃喝，幾十年的開采期，不定給村里帶來多少的福利。

　　2007年，張順珍也在縣上跑了幾趟，但效果不太理想，一是按照上面要求的規模，以目前縣上的財政和民營資本的實力，本縣沒有能力投建開采，而招商引資又一時半會兒到不了位。二是即使新礦投建，縣上也會考慮廖公橋村離秀延河太近，礦口開在此地，井下的工作面就會難避秀延河河床，不利于煤礦的井下生產。

　　“秀延河這一回可害慘我們了。”村支書張順珍無奈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