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某諾貝爾獎獲得者來華演講，受到空前熱烈的歡迎。中國人素來好客，掌聲、鮮花、報道、宴會，一樣不缺。很快，就讓這位獲獎者享受到“角兒”級待遇。當演講結束后，他特意留出一段時間，以供聽眾提問。不料，此時卻出現了長時間的冷場。站在臺上，“角兒”不免納悶：是各位全明白了？還是干脆沒聽懂？聽眾也在納悶：您都講完了，俺們也鼓過掌了？還問個啥？

　　幸好，片刻尷尬之后，下面該搶著和“角兒”合影了。

　　古人云：“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大到一個民族，小至一個學校，要想與時俱進，如果不思考、不提問，那么連做“跟屁蟲”的資格也得不到。其實，中國人以前挺愛琢磨的。從屈原老先生的《天問》，直至上世紀50年代青少年中熱傳的《十萬個為什么》，都證明我們民族擁有探索和好奇的素質。記得小時候班上有個男生，外號叫“問題簍子”。由于喜歡不停地提問，幾乎所有老師都躲著他。后來聽說，這位先生事業有成，在某科研領域擁有不小的名氣。只可惜，現在的學校里這種“問題簍子”少了，多的是“作業簍子”和“考試英雄”。

　　盡管無法回避，問題還是來了。我的問題是：是前進道路上過于順利、一路綠燈？還是根本沒出現過什么問題？一個說法是，問題和弊端是有的，可能是“提問機制”出了故障。有人曾對這一故障進行“檢修”，認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公眾對等的話語權意識不夠強。二是現代人置身效率時代，沒功夫思考問題。這些解釋似乎都有道理。

　　有人說，造成“沒問題”的現狀，真要感謝“填鴨式”教育。從小，學生只需背誦正確答案，把卷子填滿就能拿“小紅花”。長大后到工作單位，碰了釘子后才明白，服從是最好的工作態度。所以，在我們周圍，不缺少獎勵、贊美甚至阿諛奉承，惟獨缺乏觀點的碰撞———這些都歸功于我們從小養成了不懷疑、不提問的習性。

　　按說，學術界是個思想交鋒的地方。其實不盡然。近日一則報道稱，在一個重要學術會議上，幾位大腕在開幕式上講了幾句客氣話，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中小腕”們交流論文。發言者照章念稿，聽眾漫不經心，都沉浸在“你好我好他也好”的氣氛中。與會者更關注出論文集和評職稱，哪個愿意自找沒趣兒？更遑論提得啥子問題喲。既然學者都不“吵架”了，其他領域為什么不能一團和氣？

　　智者說：“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這里指的是提問的可貴。然而我認為，如果缺乏思考能力和質疑的勇氣，是根本提不出任何像樣問題的。就拿前面那個諾獎講座來說，請問濟濟一堂的聽眾中，有幾位領會了大師的發言？又有幾位事先閱讀資料、做了充分的準備？我敢說，其中不少人不過是為了一睹風采，像追星族似的湊熱鬧而已。既然是“看客”嘛，只帶眼睛和耳朵而不帶腦袋，很正常。可悲的是，別看一些人平時喜歡吵架，熱衷斗氣，耽于獵奇———但他們卻是一群不折不扣的“不問族”。

　　應該說，這不是沒有問題，而是個很大的問題。《中國質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