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評論員 彭興韻

　　國家統計局剛剛公布去年的經濟統計數據，高達4.8%的全年CPI漲幅無疑宣布中國正處于通脹的風暴之中。

　　目前央行更多采取信貸控制和流動性回收而不是加息的方式來運作貨幣政策。與以往不同的是，今年央行不僅沒有明確提出金融機構信貸增加額的調控指標，也沒有提出貨幣供應量的調控目標。這讓從緊貨幣政策帶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但市場還是揣測，2008年信貸增加額在3.6萬億左右，與2007年實際的貸款增加額大體持平。

　　自2006年以來，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成為央行信貸控制的常規武器。但在銀行信貸擴張沖動、大量國外流動性輸入的壓力之下，提高法定準備金比率和利率都是隔靴搔癢。于是，直接信用分配在緊縮政策的指導下，又粉墨登場，有媒體報道，"監管部門分季提出貸款限額建議和指導性計劃"，"部分銀行的新增貸款限額將與去年實際的增量持平，預計調增季度貸款限額的須報經監管部門核準，同時要相應調減下一季度貸款限額"。這是對信貸進行總量調控、并把握好投入節奏調控要求的合符邏輯的選擇。

　　專門對銀行信貸進行直接的數量調控，在中國也有著相當長的歷史。面臨信貸"失控"的危險，強制管制政策可能會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遠的不說，在2007年末就得到了淋漓盡致地發揮:第四季度新增貸款額只有第一季度的四分之一左右，乃至于央行公布的數據顯示，在12月份的貸款、兩個層次的貨幣供應增速都有了明顯地下降。這無疑是政府對信貸調控手段變化的功勞。

　　在貨幣經濟學中，有關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一個重要理論就是信用(信貸)渠道，斯蒂格利茨還將信用在貨幣政策中重要性上升到了"新范式"的高度。在中國近幾年的貨幣政策實踐中，政府也一直強調宏觀調控要管制土地和信貸兩個閘門，信貸在中國的貨幣政策中調控超過了貨幣供應量而成為最重要的變量。然而，有關貨幣政策的信用渠道理論或者"新范式"與中國式的直接信用數量管制是無干的。貨幣政策的信用渠道理論只是強調在面臨信息不對稱約束時，商業銀行的行為在中央銀行市場化的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一個環節而已，中國的信用控制卻是貨幣政策的重要工具。

　　因此，在從緊的貨幣政策中，我們要避免一種傾向:在控制信貸規模的調控要求下出現了舊的調控體制的簡單復歸。因為，信貸控制回避了中國貨幣政策現階段所面臨的根本性體制問題，如切實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來完善貨幣調控機制。它也沒有正視中國扭曲性的經濟結構給貨幣政策帶來的麻煩，如國民收入分配的扭曲導致的高儲蓄。另外，要求新增貸款與去年基本持平，這意味著，在2007年貸款增長越快的商業銀行，在今年的緊縮貨幣政策環境下，會有更多的信貸機會;而那些貸款增長較慢的、對政府達到調控目標給予自覺配合的商業銀行，在今年的信貸機會反而減少了。商業銀行新的貸款機會出現了"路徑依賴"的特征，這種"鞭打慢牛"的信貸調控方式無疑產生了逆向效應。也因為如此，信貸控制會進一步扭曲商業銀行的行為，一旦放松了信貸管制政策，那么，有了這種調控方式的前車之鑒，在面臨新的貸款機會時，商業銀行就會趕在政府"重拳出擊"之前拼命放貸，以便為日后爭取更多的信貸機會，這會加劇信貸的周期性波動。信貸控制這種信用分配與市場機制是相互排斥的，集權化的直接規模控制會降低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這在過去幾十年的實踐中有深刻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