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聞鹿橋的《未央歌》終于在近日得以與內(nèi)地讀者見面，感慨良多。一方面，就像黃舒駿在那首經(jīng)典的《未央歌》里的第一句所唱“當大余吻上寶笙的唇邊，我總算了了一樁心事”，一塊在很多人心里晃悠了很久的石頭好歹落了地；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怨它來得太遲，錯過了上至與書中人物有著相同經(jīng)歷的老爺爺老奶奶們、下至聽黃舒駿長大的“70后”們的最佳閱讀時光，甚至沒有趕上2007年紀念西南聯(lián)合大學成立70周年的小高潮。

　　上世紀90年代初剛上大學的時候，“唐朝”和“魔巖三杰”還沒出專輯，在北京的高校里被廣大文藝學子翻錄得最多的音樂人，除了崔健、羅大佑，就是黃舒駿了。黃舒駿的其他歌倒很容易理解，《椰林大道》、《雁渡寒潭》、《三跪九叩》、《少年狂想曲》、《戀愛癥候群》之類的，喜歡聽的人幾乎首首能唱，甭管歌詞有多饒舌。唯獨《未央歌》，雖然曲調(diào)很有殺傷力，聽久了也能唱全，可是完全不明白自己在唱些什么，大余、小童、大宴、伍寶笙、藺燕梅……一大串毫無背景的名字壓縮在一些聽起來很滄桑的句子里，倒是頗有“陌生化”之美。

　　隨著年齡慢慢變大，在早年聽過的黃舒駿的歌里，最耐聽的還就是這首《未央歌》，醇厚、地道。過了很多年才知道，原來這首歌是有“潛文本”的，它是對鹿橋小說《未央歌》的民謠版濃縮，歌詞中那些被我們強行消化掉的名字，原來都是小說中的人物。真神奇，無意中裹挾進記憶里的謎，往往都會像定時炸彈一樣，在多年后炸開一個新的知識。

　　可是知道了黃舒駿的《未央歌》和鹿橋的《未央歌》之間的紐帶又有什么用呢？僅僅是知道而已。《未央歌》是一部以西南聯(lián)大為背景的經(jīng)典校園小說，成書于1945年，可是由于歷史的動蕩，到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才分別在香港和臺灣推出繁體本。一經(jīng)出版，港、臺二地（尤其是臺灣）的青年就將之視為最基本的青春讀本，奠定了一代又一代大學生對校園生活的想象，港臺的大學之所以呈現(xiàn)出比內(nèi)地的大學更加“天真”的校園氛圍，和這本書的廣泛傳播有必然的關系。這本書在內(nèi)地之外的現(xiàn)代文學史敘述中地位堪比《圍城》，可是在內(nèi)地卻一直處于缺席狀態(tài)，即使通過傳唱黃舒駿的歌對主人公的名字爛熟于心，小說里的西南聯(lián)大生活到底是個什么樣子，依然無緣獲知。每當與港臺友人提起內(nèi)地至今還未出版《未央歌》，不管對方什么年齡，都會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怎么可能？大學生不知道《未央歌》還是大學生么？”

　　這幾年來，對西南聯(lián)大在中國現(xiàn)代教育史、文化思想史上的意義，人們有了越來越深入的共識，然而對西南聯(lián)大特殊意義的“追認”，大多集中在“大學”的層面而非“校園”的層面，前者意味著家國理念、知識分子精神、大師與杰作、絕學與承傳等等，后者則更能直接地呈現(xiàn)出學子們?nèi)粘Ｉ�活中的幻想與恪守、理智與情感。對“大學精神”的弘揚須以對“校園生活”的確認為基礎，而《未央歌》在紀念西南聯(lián)大成立70周年系列活動中的缺席，則多少反映出我們在解讀“大學”一詞的時候出現(xiàn)的一些癥候。

　　事實上，在對西南聯(lián)大的緬懷中所出現(xiàn)的遠不止這點小癥候，還有更多稀奇古怪的“雜音”。最近看到新聞報道說，云南省某政協(xié)委員提議在昆明重建西南聯(lián)合大學，認為西南聯(lián)大是“昆明的一塊教育品牌”，必須使之再度成為可資利用的教育產(chǎn)業(yè)資源。將一個民族在苦難中頑強運轉(zhuǎn)的知識與文化載體簡單地看作地方性的“教育品牌”并將其資源化、可開發(fā)化，實在是讓人懷疑他到底明不明白西南聯(lián)大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到《未央歌》。在知道歌與小說的關聯(lián)之后，《未央歌》像一根神秘的紐帶在我周圍把早年間喜歡黃舒駿的人都串聯(lián)了起來。2000年，我的一個朋友專門托人從臺灣帶了一本鹿橋的小說，他一時間成了我們這個無形的“黃舒駿《未央歌》愛好者協(xié)會”的領袖，到處向人展示書中手繪的西南聯(lián)大校園地圖。“協(xié)會”中一對夫婦在借讀了鹿橋的書以后，也以自彈自唱的夫妻二重唱版《未央歌》作為家庭聚會的保留曲目。一晃八年過去了，內(nèi)地版的《未央歌》終于出來了，而那個第一個為我們帶來小說《未央歌》的朋友早已車禍失蹤，不知是在人間還是仙界，二重唱的夫妻也已勞燕分飛，美妙的彈唱不復得聞。面對這本新推出卻又熟悉無比的《未央歌》，我不知道我還會不會去讀它，還會不會感到一種東西叫做未央。

　　（胡續(xù)冬 詩人 北大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