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甘露 本報攝影記者/楊彥從孫甘露作品集出版到“開端與終結：孫甘露與80年代先鋒文學的命運”研討會召開，其間隔了長長的五個月。這些日子里，孫甘露病著、慵懶著、疏離著，遠離媒體的視線，安靜地品嘗著夏秋冬的城市滋味。

　　在同濟大學人文學院研討會現場，作家王安憶憶起青年時的孫甘露，“那時候他很年輕，一頭卷發，穿著牛仔褲，很帥氣”。上世紀80年代，“乖孩子”孫甘露在姿態叛逆的先鋒文學陣營中扮演了一個溫和的角色，卻以《訪問夢境》、《我是少年酒壇子》、《信使之函》等作品確立了自己獨特的位置：那種錯位、那種沉著、那種“比緩慢更緩慢”的調子。

　　20年后再看，溫和的孫甘露的姿勢卻始終那樣堅持。甚至當研討會主辦者將“終結”兩字與先鋒文學連用時，孫甘露的態度依然樂觀：“我們不是孤立的。”50年，他從未離開上海，上海逐漸成為筆下的流水。只是，以往作品中對世界的隔閡，演變為與城市的隔閡。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蔡翔用“離散”概括孫甘露與上世紀80年代先鋒作家的寫作：“這種離散并非表現在空間位置上，而主要是反映在空間上，反映在歷史時間上，反映在他對歷史寫作的新的態度上。”

　　這種離散被寫作、被消費，在孫甘露身上，則被凝固。

　　《第一財經日報》：西方作家如奈保爾、石黑一雄等，都有一種離散的生活經驗，然后反映到作品中。而中國作家久久沉浸在鄉村生活經驗中。說到“離散”，兩種離散有何不同？

　　孫甘露：中國當代小說依然是農業型的、農村故事的寫作，都會經驗嚴重匱乏。這種經驗匱乏并不是在大城市生活就能解決的。你看那些比較有影響力的作家、作品，大部分都和農村生活經驗有關，或者說，它是類城市經驗。

　　城市生活有一些基本形態，比如說，離散的狀態。在中國，離開原來的地方，從偏遠地區來到城市，很普遍。但這些體驗更多被描述成從鄉村到城市的形態，而不是像奈保爾、薩義德那樣，存在一個國族的概念、家園的概念，然后離散就表現為到一種相異的環境、相異的語言中去。他們的離散是世界背景的。

　　《第一財經日報》：你一直在書寫上海，也曾說過“在某種意義上，上海就是我的世界”。寫作時，如何設定自己與這座城市的距離？

　　孫甘露：對我來說，我接觸到的世界就是上海。我的經驗、我的感受、我的感官，從日常角度來說，它們所面對的首先是上海。所謂寫作都是試圖掙脫出來的嘗試。

　　我沒有異地生活的經驗，但在精神上，又特別認同“離散”狀態，像在奈保爾、庫切、石黑一雄、艾柯等人身上體現出的那種特質。

　　《第一財經日報》：王安憶說“當年先鋒文學中的很多概念，經過二三十年，都變成了時尚的元素”。能具體談談嗎？

　　孫甘露：我覺得有個典型例子可作為樣本，就是瑪格麗特·杜拉斯。

　　在她的時代，有很多和她同樣重要的作家，譬如羅伯·格里耶、薩洛特、科洛德·西蒙等，她前后的作家就更多了。為什么杜拉斯在青年人，尤其是青年白領中特別流行？她的感情方式、她的法國背景、她在東方的經歷、她和華裔男人的愛情，或者說她離散的背景、她的文筆、她很著名的段落：“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里，有一個男人向我走來，他主動介紹自己，他對我說：我認識你，我永遠記得你……對我來說，我覺得你比年輕時還要美，我愛你如今凋殘的容貌勝過你昔日的紅顏。”都變成經典，像是白領的密碼，或時尚代號。

　　很多人會以這種方式影響自己的感情，甚至有些人仿佛真的認為備受摧殘的面容更有意味。這反映了某種傾向，他們開始認同這些復雜性的東西，那種滄桑變成了可以消費的東西。

　　當然，時尚也是很復雜的。當我們談論先鋒派的某些元素成為時尚的時候，問題不能簡化，其中有很多很復雜的問題。

　　《第一財經日報》：有沒有感覺自己被時尚文化消費？

　　孫甘露：我想這大概是無法避免的。你在不同意義上被消費。

羅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