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臨汾市純雪幼兒園先后接收了來臨汾務工的農民工子女46名，成立了“春蕾”班，對孩子們減免學費。

　　幾位農民工和社區居民一起欣賞剪紙作品。

　　兩位進城務工的青年正在觀看由重慶市委宣傳部等單位主辦的重慶農民工風采攝影展。

　　重慶餐飲業農民工正在比賽技能。編者按：

　　臨近春節，又到了農民工返鄉的時候，我們把目光再次投向這一群體。他們中有的憑借自己辛勤的勞動成為城市中的“新市民”；他們中有的曾經作為農民工在外闖蕩，后來回到家鄉創業，開創自己的事業天地，建設新農村。

　　上世紀80年代開始，大量農民進入城市務工。20多年過去了，農民工群體悄然“更新換代”，“新生代”成長起來，他們渴望融入城市，不再像父輩一樣只是城市的匆匆過客。

　　從謀求生存到爭取發展空間

　　來自重慶市榮昌縣的劉勇是江北區一家新疆風味餐館的老板兼拉面師傅，生于1980年的他是典型的農民工“新生代”。

　　記者面前的劉勇言談直爽，舉止大方，帶著濃濃的城市“80后”氣息。初中畢業那年，16歲的他跟同鄉到新疆務工。劉勇對新疆的風味飲食感興趣，便開始學習餐飲。三年后，他掌握了新疆招牌菜——大盤雞的配料與做法，練就了拉面功夫。2000年結婚后，劉勇帶著妻子到重慶，在江北區開了一家新疆風味餐館。

　　創業伊始，餐館沒什么名氣，客人不多。憑著勤勞和手藝，餐館人氣漸漸旺了起來，生意紅火。劉勇把父親和兩三名農村親戚請到餐館幫忙。他說：“在城里開餐館，比在農村種莊稼的收入高多了！”

　　劉勇告訴記者，他打算擴大店面，開個分店，在城里謀求更大發展。他的愿望是有朝一日在主城區買一套住房，把戶口從農村轉過來，真正成為一名城市市民。

　　與劉勇有同樣想法的進城農民工不在少數。來自重慶市合川區農村的劉瓊文如今已是一家美發店老板。16歲時，劉瓊文與同鄉一起從農村到城市。她被都市的繁華和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吸引，暗下決心：“一定要留在這里”。

　　劉瓊文到城里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小餐館服務員。在小餐館打了一陣工后，她覺得需要更大的發展空間，便辭掉工作，到一家大酒店工作。又干了一兩年，劉瓊文萌發出開美發店的想法，于是再辭職，到美發店拜師學藝。經過近兩年時間，她學到一手美發技藝，便開了一家美發店，自己當老板。

　　劉瓊文告訴記者，自己現在基本上在城里站穩了腳跟。美發店生意不錯，一年有幾萬元進賬。她結婚了，丈夫是城里人，婚后一年后生了個娃，快三歲了。給孩子上戶口時，她的戶口從合川農村轉到城里，成了名符其實的城里人。

　　農民工“新生代”大多不再像父輩那樣滿足于謀生，而更多是為了改變生活方式，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他們積極探求通往城市生活的路徑，努力實現留城生活的愿望。

　　“讓下一代接受與城里孩子一樣的教育”

　　來自渝東南地區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的進城務工農民姚召坤已在重慶主城區務工10年了，現在是重慶一家保安公司的保安分隊長。生于上世紀70年代的他是一個七歲孩子的父親。

　　剛到重慶時，姚召坤在一家餐館當勤雜工，每月工資400元。1998年3月的一天，他在報紙上看到一則保安學校短期培訓班招生廣告，于是決定辭掉餐館工作，學習保安專業技能，三個月的培訓學費交了3000多元。

　　學習期滿考試合格后，他被分配到沙坪壩一家單位當保安隊長，在那里一干就是五年。2003年底，姚召坤被招納到重慶市保安服務公司，給企業做保安隊長。他說，現在每個月工資近800元，包住。雖然錢少了點，但養家糊口還算過得去。

　　姚召坤現在最高興的事是添了個大胖小子，最困惑的是孩子的教育。2000年，姚召坤與一名打工妹組建了家庭，兒子出生不久，他倆的婚姻不幸破裂。后來很長一段時間，孩子由農村老家年逾七旬的母親照看。

　　眼看著孩子一天天長大，到了入學年齡，姚召坤決心留在城市，給孩子創造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讓孩子能夠接受到與城里孩子一樣的教育。

　　不久前，姚召坤把孩子從農村老家接到身邊，送到城區學校讀書，把母親也從農村接過來，幫著照顧孩子。

　　記者采訪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對子女期望高，他們希望子女同城市里孩子一樣接受良好教育，未來能考上大學，讀碩士、博士。社會學專家認為，這反映了農民工對當今社會有著比較深刻的認識，對知識尊重、珍視；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們對現狀感到無力與不滿，寄希望于下一代。

　　渴望平等、尊重和社會承認

　　記者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在面對不公正待遇時，不再忍氣吞聲，他們有著消除農民和市民身份差別的愿望強烈。

　　“年青一代的農民工男的不愿意‘當苦力’，女的不愿意‘當服務員’，對工作的要求跟城里人差不多，要求平等和尊重，每月工資還不能低于800元，”重慶市一家勞務市場負責人說，“過去農民工有工作就干，也不討價還價，現在完全不一樣了。”

　　重慶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專家孫元明表示，“新生代”農民與老一輩農民工對進城務工有了不同的認識。老一輩農民工以家鄉為參照物，他們認為，能在比農村條件好的城市生存，找到一份工作，比在家鄉賺更多的錢就心滿意足了。但“新生代”農民工在知識水平、勞動技能等方面有所提高，在生活方式、擇業、工資待遇等方面以城市為參照物，他們對工種、待遇的要求比父輩高，不愿意從事單純的體力勞動，更愿意到公司當辦事員或技能型工人；一旦遇到侵犯自身權益的事，不會像父輩那樣選擇忍氣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