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評論員 陳永杰

　　自從我國在公共服務領域中引入市場機制，教育、醫療和住房便逐漸成為了當代中國的 "新三座大山"。如果說交不起學費頂多不讀書早點工作，房子買不起還可以租，日子還能湊合著過下去，對一般人而言，看不起病的后果卻仍然是不堪設想。正是由于對不可預期的醫療開支心中沒底，民眾不得不把工資存起來，造成內需不足，成為經濟健康發展的障礙。

　　本周一，衛生部部長陳竺在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承認，"醫療衛生工作距離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和人民群眾的新期盼還有較大差距"，因此中央政府今年將選擇部分地區試點醫改。

　　這個醫改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了三個方面，擴大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試點范圍、進一步擴大醫療救助規模、探索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值得留意的是，醫改有一個清晰的政策目標:"促進公共衛生服務和基本醫療服務的均等化"。按照陳竺的說法，這個"健康中國2020"的戰略將確保到2020年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這一消息令人振奮。

　　醫療水平及其服務的均等程度從來都是衡量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去年7月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一個國際學術會議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便以人均預期壽命及嬰兒死亡率這兩個指標為例比較了中印兩國的醫療發展。他指出，在二戰結束后的頭三十年間，中國在這兩項指標上的進步均比印度為快;改革開放后的二十幾年間，雖然中國在人均預期壽命方面仍有進步，但速度較印度為慢，在降低嬰兒死亡率上則出現了農村遠遠落后于城市的狀況。顯然，市場機制的引入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森據此再次論證了一個在學術界早已沒有爭議的觀點: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帶來社會發展。

　　從理論上看，醫療衛生是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病人在競爭環境下挑選醫院和醫生，由于兩者間的信息不對稱，病人往往無從作出最理性的選擇，成為看病貴的重要原因。發達國家的經驗是，衛生事業中可以有私營醫療部門的存在，但它面向的只會是少數的富人。更重要的是，在醫療市場中，競爭并未能降低醫療費用，反而刺激醫療價格的不斷上升。

　　在西方發達國家中，除美國外，其他大部分國家都推行了不同形式的全民醫療保障，最為成功的要數英國的全民衛生服務(NHS)。二戰剛結束，工黨領袖艾德禮便是以NHS為核心的福利國政綱擊敗了戰時首相丘吉爾。NHS在1948年正式建立，英國人從此在公立的診所和醫院看病都不用再擔心費用問題。NHS相當得英國人的民心，即使是大力推行私有化的撒切爾政府也未能動其分毫，至今仍是工黨的一項重要政治資本。

　　作為一個人口大國，比起很多已經實行了公共衛生服務的歐洲國家，中國更容易在醫療服務上實現規模效益，這是推行公共衛生服務的一大優勢。在中國，醫院的門診量非常巨大，尤其是城市中的醫院，每天數以千計甚至萬計的門診量相當普遍。經濟規模之大，使中國的醫院能降低平均成本，這是發達國家的醫院所難以企及的。醫療服務是毫無疑問的公共產品，其提供應具有普適性。醫改的政策目標反映了中國人對醫療服務的普遍共識，即便是一個公民，無論貧富，都應該有獲得醫療保障的權利，這是一個文明的社會應該做到的，也是崛起中的中國可以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