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篇■江宜航

　　近日，國務院批準武漢城市圈和湖南長株潭城市群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簡稱‘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至此，紛紛擾擾的中部“新特區”之爭終于有了結果。

　　從去年《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到今年的“兩型社會”試點，對于曾自嘲為“不東不西”的中部地區來說，確實迎來了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

　　中部崛起需要進行改革試驗。但如今的中部“新特區”顯然與數年前的深圳不可同日而語，那種認為試點就是牌子一掛，什么政策都可以試，資金和人才也都會自然而然地流入的觀念早已是明日黃花。進入后ＷＴＯ時代，過去那種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特殊政策已經被逐漸淡化。中部的發展，還得靠自己。

　　當然，中部有各種要素資源的優勢。但中部也被時代要求不能再靠犧牲資源、環境和生態來換財富，粗放式的經濟增長已經不允許。另外，軟環境落后也是中部的一大劣勢，一些地方政府在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行政干預太多。還有，中部地區缺少有效的聯動機制，產業結構趨同，比較優勢難以發揮，地方保護主義嚴重等，這些都是制約中部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

　　事實上，中部各省一直都在探索各自崛起的路徑。為此，安徽張開雙臂試圖投入長三角的“懷抱”，湖南在構建“長株潭城市群”的同時，力爭融入泛珠三角；江西將自己定位為“長、珠、閩的三個基地和一個后花園”；山西則“擁煤自重”；河南和湖北互不買賬，湖北提“中部崛起”，河南則提“中原崛起”。

　　定位不清，產業雷同，是中部各省區在進一步發展中面臨的共同難題。早在國家確定西部大開發戰略時，中部一些省區就提出了“承東啟西”的戰略構想，但拿什么承，靠什么啟，由于在上一輪經濟發展的周期中沒有找準自己的定位，承東啟西變成了一廂情愿，變成了一種概念性的安慰而與這一歷史性機遇擦肩而過。

　　好在中部各省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在今年4月底舉行的第二屆中部投資貿易博覽會上，中部六省的省長分別手持6個花瓣，共同聚合成博覽會會徽，表示中部六省要由過去的“各自為政”走向“攜手共贏”。

　　從原來的“各自為政”到如今的“攜手共贏”，中部各省區確實邁出了很大一步。但這是否就意味著中部各省從此就能攜手共進了？就在武漢和長株潭獲批“兩型社會”試點時，合肥正在向國家申報“科技創新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而江西則在今年提出要構建“環鄱陽湖城市群”。在具體的產業規劃上，鄭州、武漢、長沙、合肥甚至蕪湖都把汽車產業作為自己的支柱產業。

　　有專家指出，如果中部各省考慮問題只從局部角度出發，那么區域經濟不可能有堅實的基礎。中部崛起，還需在加強合作上下功夫。

　　除此之外，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也是中部地區必須破解的難題。2007年1月10日，國家環保總局首次使用“區域限批”這一嚴厲的行政性措施，對包括山西呂梁在內的4個區域實行“區域限批”。7月3日，國家環保總局再次對包括河南周口在內的6市2縣5個工業園區實行“流域限批”，暫停這些地區除污染防治與循環經濟類以外所有建設項目的環評審批。

　　兩批限批名單中，涉及中部地區的最多，特別是第二批，中部地區有7個，在數量上超過了一半。剛剛經歷了“崛起政策元年”的中部，發展加速度與環保限批“不期而遇”。從“區域限批”到“流域限批”，2007年的環保風暴，將中部經濟發展模式的“背面”，完整無缺地暴露出來。

　　在資源、環境壓力越來越緊張的今天，中部地區不可能再重復以前沿海地區那種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為代價的經濟發展方式。如何從原來的資源開發——環境污染——發展粗放——貧困加劇的惡性循環中突圍，已經成為對中部地區各級政府發展理念和執政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