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觀察■本報記者謝麗佳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涌入城市，成為推動城市發展的新型勞動大軍；而由此引發的城市人口急劇膨脹，也導致城市規模不斷向周邊農村擴張。消滅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統籌，在城市化進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現。

　　農民工進城，一方面造成在農村的住房和農田閑置、荒廢；另一方面，由于戶籍制度壁壘，農民無法享受教育、醫療、最低生活保障等公共產品和社會福利，特別是在城市住房價格高企的背景下，農民工在城市的居住問題尤為突出：收入較低無力購買商品房，沒有城市戶口不能享受政府提供的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最后只能選擇環境差、租金低的地下室、城中村。而正因為無法在城市“安居”，農民工在農村的宅基地住房作為其惟一的居所，也不能流轉。當中產生的土地集約利用和城鄉融合等矛盾值得深思。

　　實踐表明，要解決上述矛盾關鍵在于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作為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重慶和成都推出“允許當地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直接入股”的方法，探索農村土地流轉新模式；九龍坡區作為重慶的改革先行示范區，探索“用城市的社會保障換農村的承包地、用城市的住房換農村的宅基地”，其相關辦法規定：農民變為市民，要有穩定的非農收入來源，農民工須自愿退出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城市住房問題的解決是以其在農村最值錢的宅基地換城市房屋。

　　盡管輿論各界對于上述圍繞土地和戶籍制度改革的多項“試驗”褒貶不一，其正確與否有待實踐驗證，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兩大制度壁壘是未來中國城市化急需掃清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