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出口退稅政策調整，人民幣升值壓力持續加大，勞動力原材料成本上升，國際貿易摩擦不斷，我國紡織服裝出口企業承受著巨大壓力。在多重壓力下，紡織品行業優勝劣汰正在加快，產業升級提速和調整出口結構成為企業生存的必須選擇。專家和企業認為，作為我國經濟發展重要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在紡織業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國家出臺穩定的宏觀調控政策給予壓力的同時，還需要“壓扶并舉”，在關鍵技術、品牌建設、公共服務平臺等方面增加對行業升級的扶持。

　　政策收緊企業負重

　　今年以來，隨著國內政策持續收緊，紡織出口企業壓力凸顯。記者采訪了多家紡織出口企業，談起目前的處境，這些企業均用“多座大山壓于一身”來形容面臨的多重困境。

　　第一，出口退稅政策持續調整，進一步加大了紡織品業出口壓力。

　　天津紡織集團進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岳德綱表示，過去紡織品企業平均出口利潤只在3%-5%之間，國家出口退稅政策下調，加上人民幣持續升值，導致企業損失近3%的利潤。“目前，紡織品出口利潤少得可憐，僅7月份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當月，損失就超過一百萬。”岳德綱說。

　　天津服裝進出口股份公司負責人表示，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使企業利潤降低到微乎其微。

　　天津空港加工區尼比歐制衣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訂單來料加工為主的外貿企業，受政策調整壓力最大。負責人魏樹斌表示，目前南方很多靠出口退稅政策吃飯的中小企業都關閉了，目前企業只能勉強生存。

　　第二，人民幣持續升值，給企業帶來持續壓力。

　　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一直處于上升通道，紡織產品出口貨幣成本大大提高；央行今年連續加息，同時增加了紡織企業的財務成本。記者采訪了解到，由于難以把握企業未來成本，紡織出口企業對明年的業務發展普遍存在“看不準”的困惑情緒。

　　天津紡織集團進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副總黃俊表示，廣交會上，很多國外客戶不接受國內業界對12月份匯率將降到7.4以下的估價，公司開展業務阻力很大；明年業界估計人民幣匯率將調整到7.15，客戶更難接受。

　　天津天泰服裝進出口公司財務負責人鄧欣表示，目前企業普遍陷入進退兩難境地。

　　記者采訪了解到，紡織企業與化工、鋼材企業面臨國際環境不同，后者因國際市場供需缺口較大，尚可提高價格轉嫁成本。盡管大型紡織服裝企業與外商議價能力強一些，然而匯率成本持續增加，進一步壓縮了轉嫁空間；而中小企業議價能力和抗風險能力弱，部分小企業開始倒閉，行業內洗牌的跡象加速。

　　第三，原材料短缺、用工成本不斷上漲。

　　今年以來，紡織行業發展仍然面臨國內棉花短缺、化纖原料長期依賴進口、印染用水量過大、勞動力供應不足和用工成本上漲等資源約束。石油價格上漲拉動今年化纖價格上揚；加上我國棉花供求缺口較大，今年棉花進口將超過400萬噸，紡織品對外棉的依賴等因素，造成國內紡織企業原料價格高于國外，國際競爭能力減弱。

　　今年紡織業人力成本上漲非常快。岳德綱指出，過去紡織工人每月工資600元-800元，現在漲到1000元以上。由于農民工短缺，工人流動性大，普遍對工作環境要求提高，要留住紡織熟練工必須出高薪酬。加上電、蒸汽、節能減排等配套費的增加，企業壓力增大。

　　產業升級生存之本

　　隨著國內政策收緊，國內紡織出口企業均采取了多種應對措施，然而，記者采訪了解到的情況是，只有調整產品結構和出口結構才可能從根子上解決問題。

　　為躲避配額，解決人力成本升高問題，一些企業嘗試在蒙古和埃及設廠。然而，由于國外服裝配套產業加上人力資源素質不及國內，綜合起來成本難以降低。另外，很多企業開始開辟轉移新的國際市場。可是，國際貿易形勢并不樂觀。

　　近年來，我國紡織品國際貿易爭端不斷，市場環境越來越嚴峻，近期更多非設限國家如土耳其、巴西等開始對我國紡織品設限，國際貿易環境愈發艱難。同時，技術和環保壁壘具有更大殺傷力。例如，歐盟新的化學品管理法——REACH法規，將產品安全信息舉證責任完全轉化到生產企業身上，每一種化學物質的基本檢測費用約需8.5萬歐元，每一種新物質的檢測費用約需57萬歐元，大大增加了紡織企業負擔。

　　另外，隨著印度、越南和東歐等發展中國家企業加工能力逐漸增強，在中國紡織品出口政策日益吃緊的情況下，很多客戶轉向其他國際市場，我國紡織品國際競爭對手增多，出口份額開始不斷被擠占。來自天津海關的統計顯示，今年1月-10月，天津口岸紡織品出口同比增長6.4%，出口增幅下降約7.5個百分點。

　　魏樹斌深有感觸地說，目前服裝外貿生產企業太難了，國際市場采購方把價格壓低定死，然后挑選國內供貨商，我們根本沒有議價的空間。外貿加工企業利潤只占銷售價格不到10%，其余都讓外國中間商賺取了。因此，要想生存，企業必須進行大轉型。

　　記者采訪了解到，在國內外多重壓力下，我國紡織品行業優勝劣汰速度加快，產業升級步伐成為企業生存根本。

　　天服三悅服裝有限責任公司是天津市民營企業出口名列前茅的企業。公司總經理馬衛民說，正是幾年前及時進行了戰略調整，投資幾千萬在上海設立中高端新產品研發設計中心，延長產業鏈，產品向中高檔市場轉型，天服三悅才能及時跟蹤市場變化，改善內部管理管控成本，增加產品附加值。盡管目前壓力很大，企業收益仍能不斷提高。

　　“我們歡迎國家的宏觀調控，經過一場廝殺，規范了市場，競爭秩序反而更好了，有準備的企業舞臺會更大。”馬衛民說。

　　近年，一些出口企業通過增加內銷比例，將市場向國內轉移，也取得了較大成績。過去，天津津達制衣有限公司80%的產品出口，近年來，通過與世界著名紡織服裝集團意大利GFT集團和香港GRI集團合作，積極開拓國內市場，內銷市場調整為90%，成為國內生產高檔西服的基地。

　　結構調整“壓扶”并舉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周立群認為，雖然今年我國紡織品出口增幅將下降，政策調控對以低附加值產品為主的紡織出口企業更是影響較大，但是，這有利于紡織企業加快改變以量取勝的競爭模式，改變我國紡織產業過多依賴價格優勢的單一國際競爭模式，對我國紡織行業改進低水平產能過剩、競相降價的無序狀況有著積極的意義。

　　采訪中，紡織企業普遍表示，“長痛不如短痛”，對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認可、支持。然而，他們也呼吁，由于紡織業是勞動力密集行業，行業的持續發展也關系著社會穩定。紡織業在國家最需要外匯的時候，做了貢獻，現在國家外匯充裕了，仍然還有吸納勞動力就業的功能，因此，政策調整需要與行業溝通互動，避免給行業帶來過大的傷害。

　　業內人士認為，紡織企業轉型升級，尚需一個發展階段，如果政策變化太頻繁，企業在實際工作中會面臨很多麻煩，許多業務難以開展，因此，希望政策變化不要太過經常，呼吁平穩的政策環境。同時，企業希望政策更加細化，防止對一些具有技術含量的商品出口帶來錯殺。為了生存，一些小企業正在以“縮水的質量”接受訂單，打亂出口秩序，值得引起警惕。

　　專家建議，紡織行業已將發展目標定位為結構的優化和調整，然而，紡織品產業升級是個漸進的、艱難的過程，在紡織行業進行過渡轉型的關鍵時期，國家在企業投資方向、行業公共平臺建設上應給予不同的傾斜。

　　記者了解到，外貿企業轉型開拓國內市場，不但需要設計研發、銷售網絡等方面大量資金，同時普遍缺乏營銷渠道和品牌建設經驗。因此，紡織行業現代物流和公共服務體系、創新平臺的建設、關鍵技術和成套設備研發、質量檢測和標準制定以及紡織服裝自主品牌建設與推廣還需要政策給予必要的關注。紡織業信息提供和管理人才培訓、紡織企業到海外投資設廠也需要國家專項資金的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