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日前因參加學術會議之故，平生第一遭去了一趟寶島臺灣。在臺北逗留的前幾天，我住在邀我前去開會的臺灣“中央研究院”。正巧，北京大學前校長胡適的墓就在“中研院”對面。胡適曾任中國臺灣“中研院”的“院長”，對“中研院”乃至整個臺灣學界的意義都非常重大，因此，他過世之后，所受的禮遇非同尋常。胡適墓所在的山丘林地被辟為“胡適公園”，附近的一所小學也被命名為“胡適小學”。從我住的“中研院”學術交流中心走不了5分鐘就能踏進胡適公園，在爬滿青苔的石階上稍稍攀得幾步，就能見到民國時期人所共知的“我的朋友胡適之”。墓身上，鐫有描金的“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先生暨原配江冬秀夫人墓”，其后，是老蔣親筆書寫的挽額“智德兼隆”，四周多為陌生的熱帶草木，所幸，墓旁還有一大叢我識得的粉紅色山茶花正在怒放。掐指算來，今年距胡適1917年在《新青年》上開白話新詩之先河已有足足90周年，作為一個同是來自北大的新詩寫作的晚輩，在這樣一個微涼的早晨、在這樣一個遠離北大的地方和90年前的新詩源頭兼前校長相逢，唏噓之感不知如何排遣。

　　因為機緣巧合，在從“中研院”退房之后，我與兩位同行的友人又被邀請到新竹的“

清華大學”去做活動。同行的一位友人雖然和我一樣在北大任教，但他的本科和碩士，卻都是在北京的清華讀的，所以一走進新竹的“清華”，看見校園里也到處都是“水木清華”的字樣，不禁連連感慨。當然，最感慨的還是拜謁大陸清華大學的“終身校長”、新竹清華大學的創辦人梅貽琦先生的陵墓。梅校長的警句“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與蔡校長元培的“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一樣，時刻引人反思大學教育之狀況。梅校長的墓立在翠柏夾道的石階之巔，墓身上，“梅校長貽琦博士之墓”由北大出身的清華前校長羅家倫題寫，墓后的挽額“勛昭作育”及其上款“月涵先生千古”亦為蔣中正親筆，墓銘則為前北大校長、主張“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蔣夢麟先生所撰，內有“一生盡瘁學術，垂五十年”之贊辭。遙想當時二校長之誼，反觀今日北大、清華意氣之爭，難免大嘆。梅校長字月涵，故而墓旁有“月涵亭”，時至今日，新竹“清華大學”所頒發的文學獎仍喚作“月涵文學獎”。梅校長墓前植有大片梅樹，于右任手書“梅園”二字于入口的石碑上。梅園里地勢婉轉，林木繁茂，按說應該是校園情侶們的好去處，可作陪的新竹清華學子卻告訴我們，校園鴛鴦們最忌諱的地方就是梅園，因為與“沒緣”二字諧音。這倒令我想起梅校長生前的一個著名段子：在梅先生治北京的清華大學之前，清華常有眾人驅校長、教授“下課”之舉，有人問他有何秘訣應對，梅先生曰“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愿意倒梅（霉）！”

　　在離開臺灣之前，我獨自在淡水、臺北暴走了一整天，日暮時分，搭乘捷運到臺電大樓，出站沿羅斯福大街走上一小段，就可以看見臺灣大學古老的正門。一進正門，立見黃舒駿唱過的那條著名的椰林大道，而在椰林大道起點的右側，則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僻靜的小園子，上書“傅園”。園中，安葬著胡適出任北大校長之前的北大代理校長羅家倫的“新潮社”同人傅斯年，他于1950年逝于臺灣大學校長的任上。傅先生是胡適最信賴的弟子、五四運動的激進學生領袖，雖然治史學、創史語所，但性格卻不沉潛，有“老虎”和“大炮”之威猛稱號。臺灣大學的前身是日據時期建立的“臺北帝國大學”，傅先生1949年就任臺灣大學校長之后，對該校進行了威猛的改革，雖然在任時間不長，可是對臺大的發展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學界均認為，他把北大的風格撒播到了臺大，所以連戰到北大訪問時，曾說臺灣大學和北大“系出同源，一脈相承”。傅先生之墓置于一座仿帕特農神殿的希臘式廳堂內，墓身有篆書“傅校長斯年之墓”，從臺階下仰看，潔白的石墓夾在潔白、恢宏的大理石廊柱之間，好生巍峨！此時，從椰林大道那邊，傳來了一聲古雅的撞鐘之聲。我問正在傅園里寫生的一群藝專的學生這是什么聲音，他們很詫異地看著我說：“學長你這都不知道嗎？這是臺大的‘傅鐘’哦，也是紀念傅斯年校長的，每小時敲一下報時，但是其實只敲21下啦，因為傅校長說‘一天只有21小時，剩下的3小時是用來沉思的’。”慚愧啊，我這個在北大呆了近20年的人，竟然只知道未名湖畔前燕京大學的鐘亭，不知道象征著北大前校長將五四傳統在寶島敲響的傅鐘……

　　（胡旭東 詩人、北大副教授）

胡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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