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喚法治市場經濟》

　　吳敬璉著

　　三聯書店2007年9月版

《面向行動的經濟倫理學》

　　（美）喬治·恩德勒著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4月版本報特約書評人

　　在某一次學術討論會上，一位從國外回來并在本領域有相當造詣的經濟學家曾說過這樣一句令人深思的話：“

中國經濟學家對市場的迷信程度令人吃驚。因為以我的經歷，歐美主流經濟學界很少有人認為只有市場工作（do）就一切都OK了。”實際上，單純的市場自發力量的確無法提供我們所需要的福利改進與選擇自由。只有以法治的和道德的力量控制市場中利用不正當手段的趨利行為，才能建設起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完善的市場經濟。

　　呼喚法治市場的經濟

　　每當在中國改革到達一個關鍵的時刻，吳敬璉總會適時地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且因為這種聲音的簡單、普世與有力量，一般很具穿透力。2007年9月，就在黨的十七大即將召開并為中國改革定調時，吳敬璉又推出了他的新著《呼喚法治市場經濟》。書中所收入的文章大多是就近年來改革爭議的一些重大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其中，大多數文章呼吁中國改革走一條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建立起公正法治的市場經濟制度。

　　我曾在本書的座談會上指出（發言見《經濟觀察報》12月7日），中國改革最大的危險來自于借改革之名行利己之事的既得利益者，是他們真正破壞了改革的名聲。普通百姓對改革的判斷則更多來自于切身利益判斷，并不很關乎“主義”。而建立起法治的框架，當然是針對那些為最大化自身利益而濫用權力的人。但有些遺憾的是，學界之爭有時會掩蓋真正的問題，也不免有些沖淡本書的主題。

　　而我也同時關注包括王躍生、易憲容等幾位學者所提到的本書未曾涉及到的另外一個問題：法治就可以解決當下改革所遇到的問題嗎？沒有道德作為支撐，經濟改革與發展可能仍然行之弗遠。因此，應該在市場的框架下同樣給道德與法治以同樣的位置。

　　面向道德的經濟倫理

　　《面向行動的經濟倫理學》這本書就試圖解決市場經濟中道德的位置，而且還特別試圖解決轉型期中國改革進程中經濟道德問題，因此，我一直非常關注此書。但國內經濟學界與經濟倫理學界似乎還很少有人認識到此書的價值所在。

　　馬克斯·韋伯曾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說法：一切有道德取向的行動，都可能受兩種根本不相同的、不可調和的準則的支配，即意圖倫理與責任倫理。我簡單地理解，意圖倫理即按照公正的觀念解決“應該怎么做”的問題，而不去考慮結果如何。用韋伯原話說：“基督行公正，上帝管結果”；而責任倫理則是解決“應該而且可能做什么”，因為責任倫理要求人們必須為他的行動后果負責。本書作者，著名的經濟倫理學家喬治·恩德勒認為，過去的經濟倫理學重視“意圖倫理”，常常從邏輯的角度討論“應該怎么做”，而忽視了任何一個行為主體的經濟決策都有其選擇空間的約束，因此，他試圖建立起一個“實踐優先于理論”的“面向行動的經濟倫理學”，以解決包括個人、經濟組織以及經濟制度在各種約束條件下“能去做什么”的問題。

　　在書中，恩德勒基于在中國一些商學院長期任教的經驗，對構建起中國經濟倫理提出了中肯的批評。在他看來，妨礙中國構建起恰當的經濟倫理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一是有人認為，“中國在能夠思考和關心倫理之前，必須先發展生產力使自己富裕”；二是有人認為，“市場力量是中國應當關心的頭等大事，市場能自由發揮作用就能解決倫理問題”，三是有人認為，“中國必須首先建立起強有力的法律框架，經濟倫理可以放在其次”，四是即使同意建立倫理的重要性，但對建立起什么樣的倫理沒有統一的意見。反思近年來中國主流經濟學界的表現，不能不佩服恩德勒的批評非常有針對性。

　　恩德勒還認為，中國建立起經濟倫理“必須從這個國家現在的社會文化情境出發”。他特別指出，這種社會文化情境是由“2500年來的儒學遺產、50年的社會主義政權歷史以及1978年以來主要由中國對外開放政策而帶來的西方的和非西方的大量國際影響所決定的。”在一篇專門就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經濟倫理問題進行探討的論文中，他就鑒別了三套倫理傳統即“儒家倫理、社會主義倫理和西方倫理”的不同影響，并指出，國有企業改革不能是簡單的“效率取向”，還應該尊重國企職工作為公民的權利。

盧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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