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的多少、學歷的高低與儒商有無必然關系？我認為兩者不僅不存在直接關系，而且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負向關系，越讀書創業越難，這是定論。原來有說法“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如果梁山上的好漢還是白衣秀士王倫在當家，就絕對沒有后來的108將。

　　經濟發展，企業多了，本科以上的人也多了。我們現在的儒商跟原來的儒商不一樣了。我個人的觀點，知識分子當不上儒商，除非知識分子的內涵更新。在現在的情況下，不能以讀書多少、或學歷高低作為儒商的標準，至少不是唯一的標準。

　　我們看看全世界一百年來不同文化背景的五個最頂尖的企業家，美國的鋼鐵大王卡內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日本的松下幸之助、中國臺灣的王永慶、中國香港的李嘉誠，五人之中，四個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讀書很少。

　　當代學校教育淡化，稀釋了包括儒家在內的

傳統文化。我們所受的教育，與儒家文化、孔孟之道是割裂的，因此傳統價值觀在我們這里是缺失的。對于建國以后接受教育的這一代人來說，讀書多并不意味著接受儒家觀念多。相反，我們的儒家傳統種子存在民間，從這個意義上講，讀書多的人反而不了解“儒”，反而讀書少的人，在民間受教育，了解更多傳統。

　　儒商不是身份識別標志，而是一種行為方式、一種價值觀。要判斷一個企業家是否是儒商，核心的關鍵詞就是“責任”。當下是一個責任缺乏的時代，企業家作為社會的強勢人群，理應承擔更多責任。

　　現在討論儒商意義很大，原因在于，中國傳統社會缺乏商業文明，商業和商人從未成為社會主流。所以商業文明或謂商業倫理，在傳統社會中是很邊緣的。現在討論儒商，有助于重建商業文明。

　　資本主義的新教倫理是市場經濟產生的溫床，而中國的文化是農業文化。資本主義講個體本位、講自由、講平等、講法制，我們講等級、講特權、講倫理，兩者是先天不容的，因此，我們的文化要引進市場經濟會面臨巨大考驗。就好像要把南美的咖啡樹引進中國，在這個過程中要改良土壤，這個主要的責任就落在企業家身上。因為社會已經變化，商業力量是推動現代社會秩序變化的重要力量，企業家要承擔更多責任，引導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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