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筆會■王嵎生

　　今秋以來，亞太地區形勢閃現兩大亮點。

　　其一是9月，日本老馬識途的福田康夫，擊敗鼓吹“自由與繁榮之弧”外交的麻生太郎，取代了主張“價值觀外交”的安倍晉三而出任首相。他在重申日美同盟關系仍將是日本外交政策基石的同時，明確強調日本將推行重視聯合國和亞洲的外交，特別是日本與中國和朝鮮的關系。福田說：“我相信日本最重要的責任是關注亞洲的穩定和繁榮。”

　　其二是11月下旬，澳大利亞工黨一鼓作氣擊敗執政的自由黨，溫和務實的陸克文取代了在伊拉克戰爭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緊跟美國的霍華德而出任新總理。陸克文在強調將堅決維護澳美戰略同盟關系的同時，明確表示，他將繼續推動和深化同亞洲國家、特別是同中國和印度等國在各領域的合作。他將盡快簽署《京都議定書》，并同美國磋商從伊拉克撤出澳大利亞軍隊。

　　由于冷戰及其遺留的影響（特別是“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劃線的影響），日本和

澳大利亞一直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全方位的盟友，前者是美國太平洋軍事上的“北錨”，美日韓“鐵三角”中的“堅定盟國”；后者是美國太平洋軍事上的“南錨”，美澳新軍事條約的“可靠友邦”。實際上日本和澳大利亞也一直把美國看成是它們安全方面的“保護傘”和經濟上最主要的伙伴。因此，福田康夫和陸克文重申要堅定地維護同美國的戰略關系，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們一是要讓美國放心，穩住對他們國家至關重要的雙邊關系；二是要避免不必要地刺激和激化國內矛盾；三是要觀察亞洲地區，特別是中國、印度和東盟的回應。從這個角度看，說日、澳新政府“外交戰略未變”，不無道理。

　　但如果我們把當前日、澳新政府外交政策的調整放在國際和平與發展的大背景下來看，并聯系到這幾年世界多極化迅速發展的趨勢和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以及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潮流，福田和陸克文的新外交就絕不僅僅是簡單的“策略調整”，而是“質變”與“量變”矛盾過程中的某種“量的變化”。從福田和陸克文的一貫主張看，日本和澳大利亞新外交的發展趨勢已開始閃現著人們希望看到的“亮點”。

　　首先，外交上可能更加獨立自主一些。在同美國關系方面，過去緊跟美國指揮棒轉的日本“小泉旋風”和澳大利亞的“霍華德現象”，如果不是一去不復返的話，至少也是難以為繼。美國可能又多了兩個不愿完全順著走的盟友。

　　第二，在國際關系觀念和戰略方面，美國新保守主義理想家們和日本右翼的圖謀嚴重受挫。他們所謂針對中國興起的“民主國家同盟”、“自由與繁榮之弧”，本來就沒有多少市場，現在連日、澳新領導人也心存疑慮，要與之保持距離，今后誰還會“超越日澳”加盟“入甕”？這對進一步消除冷戰思維、化解“中國威脅論”和建設“和諧亞太”顯然具有積極意義。

　　第三，對中日、中澳雙邊關系的改善和發展，以及東亞地區的合作也是比較有利的。可以預見，今后亞太地區和平、合作和共同發展的阻力可能進一步減少，可望注入一些新的動力，出現新的協調和發展勢頭。

　　第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對中美關系來說也不失為一件好事。陸克文說得好，“由于澳大利亞與美國之間存在良好而強勁的關系，我們能夠在未來的中美關系發展中扮演一個非常積極的角色。有的時候中美之間會產生一些緊張和矛盾，但澳大利亞愿意利用未來的任何機會，幫助維護一個強勁的、和平的、繁榮的中美關系。這將是21世紀的和平、穩定與繁榮的基礎。對此，我們澳大利亞愿意竭盡所能。”其實，不僅澳大利亞，日本新領導人也并不愿看到中美交惡，而希望中美關系改善和發展。中美建設性合作關系目前相對穩定，再多一些“促和平、謀合作”的國家當然更好。但關鍵還在美國。在2005年越南ＡＰＥＣ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美國總統布什曾同意發表“河內宣言”，承諾要共同構建“一個充滿活力的、和諧的ＡＰＥＣ大家庭”。既然如此，布什總統何不在有限的任期內留個芳名，擺脫新保守主義理想家們的束縛，順應時代潮流而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