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攝影記者/楊彥“一直沒有算過自己有多少書，總有四五萬本吧。”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周振鶴奉行只進不出，有價值就買的原則，成為上海灘數(shù)一數(shù)二的藏書大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個愛書入迷的人，“迷戀到不正常，我說我有病，一點都不錯。”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周振鶴低斂凝重的雙眉，翻慣書本的雙手輕巧地打開一封封信件。66歲的他聲音厚重得近乎慵懶，深深淺淺地略過辦公室?guī)资畟�未開的書箱。“過去，家里書堆不下，就在辦公室堆著，堆到不能再放。所以進到我的辦公室，只能站著講話，四周都是書，不能坐。”他的嗓音突然提高，溜出幾聲明朗響亮的笑聲；他回憶起一年前搬到現(xiàn)在的辦公室之前，房間已被他的書占滿，以至于辦公室的其他人也像他一樣，“無法在里邊工作”。

　　在他離復旦大學不遠的寓所中，一處，滿屋是書；另一處，四壁是書。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江曉原對藏書頗有心得，他聲稱上海灘有他家那般規(guī)模的，不會超出10個。但在周振鶴面前，他甘拜下風。“江曉原家那個書架，是小規(guī)模的，比較矮。我的比他規(guī)模大，是三米長的五個大書架，高到

天花板。他的鋼書架裝了一萬多本書，我的裝了兩萬五千本。”周振鶴再一次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藏書撿漏

　　周氏藏書，只進不出。1978年他到復旦大學讀研究生時，只有小小一架書，但之后，藏書量便爆炸性增長。“我住的地方，原來只有一間半房子那么大，有一間全部堆滿書，堆得亂七八糟，我就在一堆書里工作。堆得太高，有一次半夜‘啪’一聲倒下來，發(fā)出很大聲響，把我們都驚醒了。”

　　讓周振鶴記憶猶新的是，初中時，女兒寫了一篇作文，大意是：從小時候開始，我就看到我們家里都是書，一睜開眼就是書，墻上是書，桌上是書，床底下是書，到處都是書。他記得那時候，他逐漸膨脹的書已經(jīng)占領(lǐng)了女兒的床底。

　　后來搬到教師公寓，住房條件略微改善，周振鶴定制了裝在墻上的書架，“不像很多人做的那種漂亮的書櫥，那裝不了多少書”，一共九層，裝得滿滿當當。再后來，他購買了那套底層的房子，五個底下裝滾軸的專業(yè)鋼質(zhì)書架頂天立地，滿架圖書壓面而來，儼然一個私人圖書館。

　　“一直沒有算過自己有多少書。總有四五萬本吧。”“哪有時間分類，我有一大堆做不完的事情。只能買了丟在那里。”周振鶴感嘆說，曾經(jīng)有學生幫他編了很長一段時間目錄，但也只編好兩類：中外對照詞典和晚清民國教科書，“離全部編好目還遠得很”。

　　現(xiàn)在，他只巴望著早點退休，退回他的藏書室內(nèi)，“給那些書一本一本編好目寫好提要，告訴大家它們有什么用”。長期以來，他秉持鄭振鐸的藏書理念，圖書館不收、目錄學不講，藏書家不重、但有價值的書，都要買。“鄭振鐸先生的《西諦書目》比他的《西諦書話》更有用，因為他收了很多書。張元濟只收好版本。但鄭振鐸很高明，除去好版本，罕見的書、重要的書，即使版本不好也收。我跟鄭振鐸比較像，我怕遺漏好書。這也等于替國家保存一些好書，撿漏撿一些好書。”

　　由于“只進不出”，書越來越多，周振鶴最近割舍了他那景觀甚好、甚為喜歡的住房，換了一套復式房。三百平方米的房子將繼續(xù)容許他撿漏補遺，坐擁書城。

　　四海搜書

　　多年前，周振鶴在地攤遇到一本《東印度航海記》，18世紀的西文書，“在歐洲已經(jīng)賣到三千多歐元，等于人民幣三四萬塊”。他懂，他遇到了。賣書人看不懂英文，“本來賣給我都是一百塊一本，他覺得這本書的紙張好像比較古老，說就兩百塊一本，兩本四百塊。”周振鶴樂了起來：“呵呵，這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淘書的日子不乏樂趣，在雜亂的書攤甚至臟亂的垃圾收購站之間，懂行的周振鶴不止一次拾得金子。光緒年間用上海方言撰寫的報紙《圣教新報》，就是他偶然從收破爛的人手里買來的，他一再說“很難得”。

　　“有的地方，偶爾去一兩次，就能買到好書。譬如說，我到天津一年不過一兩次，卻碰到很多好書。這證明天津有很多人不買書，否則輪不到我。在天津買到的幾種好書，真是非常之好。”六七年前，在天津第三工人文化宮，周振鶴買到了一本光緒皇帝的英文老師張德彝寫的《英文話規(guī)》，“這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部英文語法書，線裝書，很難得，國家圖書館根本沒有。我花三十塊錢就買到了。”

　　以2000年為界，周振鶴劃分了淘書的不同光景。在此之前，書攤亂擺，書市喧囂，他時常跑北京、天津、南京等地，每周去文廟報到，還不時光顧塞納河畔、東瀛書店，善于“亂中取勝”，每有所得，載奔載欣。之后，街道日趨規(guī)整，書攤漸衰，良品遁入拍賣行，令讀書人望而卻步，拍賣行之外，半懂不懂之人漫天要價，讀書人講理不通，每失望而歸。如今，他頂多上孔夫子舊書網(wǎng)“撿一點漏”。

　　“現(xiàn)在買不到書的原因，不是沒有書，而是沒有錢。以前用比較少的錢就能買到書，現(xiàn)在好書很貴，到拍賣行買書的人多半是不看書的人，買書是為投資，不是為了用。”周振鶴嘆息說，“我感覺過去人們買書有時還是為了文化，現(xiàn)在很多人買書是為了投資。”

　　但周振鶴的藏書，是不賣的。盡管他也知道，這些書拿去拍賣，“也會拍出很高的價錢”。他將書看作文化遺產(chǎn)，“總歸是要給國家的。”但作為一個讀書人，他仍擔心身后這批書的歸宿，“我們買書是有眼光的，好不容易把它們收集起來，如果再損失掉，那就太可惜了。”

　　嗜書如命

　　網(wǎng)上有一篇《夢蝶放鶴搜書記》，記述了周振鶴四海搜書的歷程。周振鶴說用“夢蝶”二字，大概是由于他喜歡《莊子》，他的隨筆集取名《隨無涯之旅》，“我做的事情都是很實的，人浪漫不起來，就欣賞浪漫的東西。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但在閱讀、藏書方面，周振鶴更欣賞章太炎的八個字：“學以求真，不在致用”。“我讀書無甚偏好，只要對研究文化、研究歷史有用，我都要。買書也是一樣，不看有沒有用，有價值就要買。”

　　周振鶴買書，完全超出專業(yè)。讀研之前雖學工科，但已廣泛涉獵文科；以學術(shù)為業(yè)后，但凡有利學術(shù)研究者，一概納入屋中。除此之外，便有與社會政治相關(guān)的、有趣的、好玩的書，統(tǒng)統(tǒng)在有效射程之內(nèi)。書買來后束之高閣，隔它五年八年才派上用場，也是常事。“像那兩本《清末民初政情內(nèi)幕》，名字是花頭，其實是澳大利亞人莫理循的信件。他做過《泰晤士報》記者，清末到中國，民初又做過袁世凱的顧問。結(jié)果呢，當時沒人買，賣特價，一出來我就買，十年后，我寫關(guān)于東洋文庫的文章才用到這兩本書。”

　　常年與書打交道，對于書，他視之淡然，用之欣然。而每談及書，他深邃的眼神里，總有一種冷淡的熱情，一種書生的激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個愛書入迷的人，“迷戀到不正常，我說我有病，一點都不錯。”他小時候就愛書，訂了兩份報紙《青少年報》和《中國少年報》，讀完要訂成本子，破的地方補起來。“小時候就是這樣，很認真的。所以我覺得讀書種子是天生的，教不會的。”

　　《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一生隨無涯之書旅，周振鶴無怨無悔，因人生本然如此。“當然，一個人能成千年老妖最好。我常和學生講，做學問研究，必須有九條命。”而他承認，書就是他的命，“另一條命”。

　　周振鶴，1941年生于廈門，1959年～1963年就讀于廈門大學、福州大學礦治系；1978年考入復旦大學讀研究生，師從譚其驤院士，1983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為我國首批兩名文科博士之一。現(xiàn)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學術(shù)兼職有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yè)委員會委員、中國行政區(qū)劃與地名學會行政區(qū)劃專業(yè)委員會副主任等。已出版研究專著《西漢政區(qū)地理》、《體國經(jīng)野之道》、《中華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合著《方言與中國文化》，主著《中國歷史文化區(qū)域研究》、主編《上海歷史地圖集》、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并有論文集《逸言殊語》、《周振鶴自選集》、《學臘一十九》及學術(shù)隨筆集《隨無涯之旅》，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100余篇。

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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