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晨

　　貶官是中國歷史上一直不曾間斷的現象，如果從屈原算起，歷史仿佛賦予了貶官們特殊的重任，除了文化的傳承要更多地依靠貶官外，就是對人性的思考、對制度的反思等，也仿佛拜托給了貶官們。今天倘或想讀點古文，除了貶官們留下的東西最可閱讀外，還真不太容易找到更為可讀的文章。

　　屈原的《離騷》不去說了，那是有千古定評的上乘之作。只是從屈原之后，貶官們都在各自擅長的領域演義了一番，硬是將灰暗的命運抹上一道亮麗的色彩，于不自覺中形成了一種貶官文化。韓愈是唐代著名的貶官，看他“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的詩：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圣朝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貶官的心態在這首詩中一覽無余。當然不能說韓愈的文學成就都是在受貶后取得的，但他相當數量的佳文不受貶那是決然寫不出的。特別是《祭柳子厚文》，倘若沒有相同的受貶經歷，豈能相知如此之深？柳宗元也是一貶再貶，現在看，永州和柳州都是很不錯的地方。可在當時，那可是瘴氣和瘴病非常嚴重的地方。在古人的心目中，只有中原才是可以居住的，其它地方均為未開化的蠻瘴之地，去那樣的地方與送死并無兩樣，在這樣的心態和交通頗為困難的條件下，沒病也會緊張出病，這也加重了瘴氣與瘴病說的可信度。這就是古代貶官所去之地今人大都覺得不錯，而當時人都認為是一種極重處罰的原因所在。無法想像柳宗元如不遭貶，會在永州及柳州留下那樣好的文字，無論歲月怎樣流逝，只要翻閱柳文仍然會為其折腰。就是白居易不受貶也決然寫不出《長恨歌》。文字能夠如此穿越時空，恐怕是受貶者自己也沒想到的。

　　至于蘇東坡，那更是一位讓人牽掛的貶官，“詩案”改變了蘇東坡的生活，以至后人才有幸讀到《赤壁賦》這一類千古佳作。只是回頭去看那些下手之人是何等忍心，今日讀《宋史》可以看到李定等人如何從雞蛋里找骨頭，而下手最狠的應該算劉拯。劉拯，這個北宋的進士認為：“蘇軾貪鄙狂悖，無事君之義，嘗議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于詔誥，丑詆厚誣……忠義之士，為之寒心扼腕。愿正其罪，以示天下。”當時蘇軾已給貶到了英州，而拯猶鷙視不愜也。由此可見此人頗有點整人癖，最可笑的是這種有整人癖者還自詡為忠義之士。有這種癖好的人哪個時代都有，文革時期這類人表演得最為充分，就是今天這類人也遠沒絕跡，一些單位的無法和諧與這些人極有能量有關。好在歷史的法則總和這種人過不去，熱衷整人者歷史會將其淡忘得極快，后人談論到貶官時會對此輩充滿不屑，無論他們怎樣工于心計又曾經怎樣風光。

　　不能說所有的貶官都是值得肯定和同情的，但卻可以說貶官中的杰出者對我們這個民族的貢獻委實難以估量，是他們引領了中國文學、藝術、哲學一次次攀上高峰。中國人愛把這些概括為“文能窮人”或是“文章憎命達”，這樣的概括確有一定道理，但卻會使人誤以為那些整人者做下了天大的好事，把社會不公的責任推卸得干干凈凈。實際上貶官的基數是很大的，而能夠在遭貶后豁達澹定者畢竟是少數。沒人在意貶官者自己的感受，也很難真正理解貶官者的文字都揉進了自己的血和淚。誠如柳宗元在《牛賦》中比較了牛和羸驢、駑馬的命運后所發出的感嘆：“牛雖有功，于己何益！”

　　人才受貶會怎樣傷害民族的筋骨？一次次對正直者的痛貶會怎樣搞亂人們的價值觀念？對社會風氣會形成怎樣的殺手作用？這是應該從貶官文化中吸取的教訓。如果總是滿足于“憤怒出詩人”這一類理念，仍然只會用“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這類虛話撫慰正直的受貶者，而使熱衷吹牛拍馬、玩弄權術、善于整人者如驢般活得滋潤，那么即使有好文章問世，也只能說這樣的社會是病態的。

　　今天的文化發展早已走出了貶官文化的模式�熯@應該說是好事。但貶官文化也啟迪我們，寂寞是出成果的重要條件，大師們都是在大寂寞中修煉而成的。可今天連“小師”也耐不住寂寞，誰還能指望他們成長為大師。過度的時尚與時髦可能會使原先文化大國的精神高度與一些蕞爾小國比肩。不知今天的

　　古時貶官們的文字不動聲色地在拷問著時下的文化，在爆炸式的文字增長中，有幾許能夠穿越時空？

　　可以不再有貶官�煹�不能沒有大師。這是今天文化建設的兩難，超越這樣的兩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什么時候文化人能夠擺脫時髦這條瘋狗的追咬，什么時候才可能出現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