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時間上的巧合，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剛結束訪華，法國總統薩科齊11月25日就開始了入主愛麗舍宮后首次中國行和亞洲行；溫總理和安倍首相倡議的首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將于12月1日在北京舉行；12月12日，美國財長保爾森也將率代表團來華，參加第三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有關貿易平衡、人民幣匯率和市場開放等問題，始終是焦點話題。

　　美、日、歐政要如此密集地來華，與中國高層就有關經貿熱點問題深入交流，當然表明中國作為近年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國家，其國際影響與日俱增，在世界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有關雙邊或全球經貿合作的許多問題都繞不開中國。

　　這當然不是中國自我感覺良好。雖然中國國家統計局人士上周稱，今年中國GDP總量可能暫時還無法取代德國而躍居世界第三，但近幾年

中國經濟連續保持10%以上的年增長率，今年的增長速度也遠高于預期，因此明年中國當會在經濟總量上超越德國，而假以時日，亦可能趕上日本——當然，這都要以中國未來不出現大的經濟和社會波動為前提。

　　隨著中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分量越來越重，與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之間的經貿依存度也不斷增加，需要協調的貿易摩擦等問題也越來越多。事實上，這種狀況從幾年前就開始顯露，中美、中歐、中日之間莫不如此。特別是中美之間，因為對華貿易存在巨額逆差，美國政經各界一直對此存在爭議，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以縮減對華逆差，要求中國加速開放市場的呼聲至今未絕。

　　類似的問題在中歐、中日之間也逐漸突出，特別在一些具體的貿易和投資領域，分歧不少。同時，因為中國事實上存在相對較高的污染和能耗，美、歐、日等國均在不同場合表示，希望中國能夠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在能源、環保等方面有更高的自我要求。從根本上說，這些國際聲音與中國正在貫徹實施的科學發展觀是相通的，但中國畢竟有自己的國情，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國必須充分考慮自己作為是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的嚴峻現實。

　　這個基本現實，要求中國必須融入全球化的時代潮流，在國際社會承擔更重要的責任，不僅要繼續發展與友好國家的經貿合作，還要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成為國際重要事務的主動擔當者和積極建設者。但這一切都不能超越中國的實力，不能以損害中國的利益為前提。

　　比如關于

人民幣匯率問題，這始終是中國的主權事務。中國首先要考慮匯率改革和

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然后才是兼顧國際影響，考慮其他國家的利益。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和歐盟的認識都還不夠清晰，有關表態還顯得不夠理性。人民幣過快升值，無助于改善其貿易逆差狀況，這早已有理論和事實為證，且以今日中國的承受能力，人民幣過快升值會直接導致中國許多本已利潤微薄的出口行業難以為繼，從而影響美、歐不可或缺的基本生活用品供給，最終抬高許多人的生活成本，影響經濟發展。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當前經濟過熱，確實有人民幣匯率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的原因。

　　再從中國自身的經濟與金融安全考慮，十年前發生在泰國等地的金融危機，絕不能在中國重演。因此人民幣過快升值，以及中國央行為收緊流動性而連續加息，都會吸引更多國際游資涌向中國，從而給中國金融系統造成更大壓力，一旦金融市場因資產泡沫驟增而崩盤，其負面影響將絕不僅止于中國境內，而必然通過各種渠道向全球發散。

　　考慮到中國的現實情況，特別是作為新興市場經濟體的不完善之處很多，經濟與產業結構的脆弱性還比較突出，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在有關交流與對話中，需要審慎行事，一味向中國施壓是不明智的。環顧全球，中國是為數不多仍然保持高速經濟增長的國家，這是延緩世界經濟走向衰退的重要因素，破壞質優價廉的“中國制造”，擾亂逐步壯大的中國金融，對誰都沒有好處。

　　從中國自身而言，更需要冷靜。經濟總量迅速擴大和國際社會廣泛關注，有時也容易導致盲目樂觀，從而在一些力所不及的領域分散精力，承擔過多的責任。與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進行各種交流對話時，我們也須清醒認識到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國情，在一些可能危及中國經濟根本的關鍵問題上不可含糊。畢竟，我們的近鄰日本和東南亞的教訓仍歷歷在目。

　　如果各方都能保持相對理性的心態，我們可以期望中歐、中日、中美之間的有關經貿對話，可以達成一些重要共識，簽署更多經貿合同，并共同探討解決一些棘手問題。中國也才能繼續保持平穩發展，更好地融入全球化浪潮，在世界上擔當越來越多、越來越重要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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