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仕友

　　夏明元是湖北省隨州市編制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今年55歲的他已經和編制工作打了22年的交道。2007年11月19日，在夏明元的辦公室，他向本報談及前不久結束的那場盛會時依然抑制不住激動：“振奮，很振奮！”

　　一個月前，夏明元和同事一道觀看了胡錦濤總書記向“十七大”作報告的電視直播，在報告中，有一句話引起了他的注意。后來費盡周折，找到報告的文字版，他也第一次見到了這個24個字的表述——“加大機構整合力度，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

　　夏明元的“振奮”事出有因：早在七年前，隨州市就進行了一場悄無聲息的大部門體制(簡稱“大部制”)改革，而他本人就是這次改革重要的參與者和積極推動者。事后，夏明元感慨，“我們終于和中央接軌了”。

　　無意識的超前改革

　　隨州自古就是漢東交通之軸，地處鄂豫交界，“西通宛洛，南達吳越，地當荊豫要沖，扼阻襄漢咽喉”。同時這座建制久遠的歷史文化名城，又是炎帝神農故里。

　　隨州現在還沒能達到它歷史的高度，在湖北13個地級市中，隨州的經濟總量排名總是居后。然而，就是這個經濟上“并不起眼”的地級市卻主導了一場持續至今的“大部制”改革。

　　2000年6月25日，國務院批準設立隨州市，由原來的縣級市升格為地級市。當年8月8日，市直黨政機關各單位籌備組成員來到隨州賓館的一個會議室里，200多名與會人員帶著 “好奇而又惶恐”的心情前來參會。就是在這天，隨州市直機關籌備工作宣告正式開始。

　　這之后不久，一份名為《隨州市直黨政群機構設置及人員編制方案》出臺，在得到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批準后，于當年11月初實施。

　　當時還是隨州市編辦副主任的夏明元參與了籌備組的組建和方案的具體制定工作，七年后仍清楚地記得8月8日那天開會的情形和方案實施中的每個細節。夏明元告訴本報，當時隨州市并沒有明確提出“大部制”概念，改革的出發點也沒有那么高的立意，那么深遠的考慮，就是為了精簡機構，減少行政人員，降低行政成本。

　　按照這個方案，所有單位一律不設人事科和財務科；全市成立一個財會核算中心，各單位只設兼職的報賬員；同時合并崗位設置，過去行政機關配有專職的文印員、通訊員和收發員，改革后絕大多數單位的這類工作由機關干部兼任。

　　當然，變動遠不止這些，在這場改革中，動作最大且最為敏感的當屬對職能相近部門的合并。

　　夏明元舉例說，把統戰部、民族宗教事務局、臺灣工作辦公室和臺灣事務辦公室合并成一家，四個牌子一套班子，共12個人，而在其它地市這些機構至少要三四十人。同時把文化局、文物局、體育局、新聞出版局合并成一家，統稱為“文體局”；把文聯、社科聯、作協合并到宣傳部中；把市委組織部和機關工委合并等等。

　　與周邊地市相比，改革后，隨州市黨委、人大、政府、政協四大系統減少的機構都在2個以上，而直屬事業單位減少的則更多。據了解，全市行政人員也比原隨州市減少了將近250人。

　　夏明元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如果按每人每年工資2.5萬元算，僅此一項就節省開支將近700萬元，如果加上辦公或行政成本，這個數字要高得多。

　　最“苗條”的政府

　　機構少了，人員少了，行政成本降了,但在一段看似平靜的運行之后，問題開始出現了。

　　有公務員開始在私下議論，工作量比以前增加了，晉升的機會反而少了，這些抱怨開始在公務員內部流傳。更為嚴重的問題是，部分單位人手告急，有人把這些現象形象地比做是過度 “減肥”造成的腸胃不適。

　　人手的短缺，夏明元是深有體會的。目前，隨州市編制辦共5個人，夏明元能調動的人手也就3個科長和1個司機。由于各個科均沒有科員，科長成了名副其實的“光桿司令”，僅有的一名司機還兼職做起了打字員、衛生員。

　　在當地官場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就是隨州市“把局長當科長用，把科長當科員用，把女人當男人用”。

　　夏明元感慨，其它地市編制辦人員數量往往都是隨州的三倍以上，如此“苗條”的編制辦在全國恐怕都不多見。盡管此間問題不斷，但該市放開編制的口子從沒開，目前，隨州市行政編制為860個，節余的編制將近30個，這和七年前剛改革時的編制數并沒有太大變化。

　　“改革之所以能夠推行下去，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新建市，一切都是從零開始，當時隨州就像一張白紙，想怎么畫就怎么畫�！眲⒈笕缡窃u價這次改革。

　　劉斌是隨州建市時招進的第一批行政人員，與劉斌一同考進的還有其它36名來自湖北各地的公務員。如今，已經是市委副秘書長的他，還有另外一個頭銜——市委政研室主任。在這次改革中，市委政研室被合并到市委辦公室里，成為一個內設機構。

　　劉斌認為，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也是這次改革沒有夭折的重要原因。在采訪中，多位官員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湖北省主要領導曾多次公開強調，任何單位不得干預隨州的機構設置和編制工作，只要有干預的，隨州市可以直接向省委舉報。

　　湖北省高層對隨州的支持還有另外一例。在2003年全省經濟工作會議上，當時的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在大會上對隨州的做法大加贊揚，時任隨州市委書記、現任湖北省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的吳超也被請上臺，當作先進典型做報告，介紹隨州經驗。

　　緣何沒有傷筋動骨？

　　2007年10月15日，“十七大”召開，作為黨代表的隨州市委書記馬清明來北京參會期間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及隨州早在7年前便已試行“大部制”改革，至此，這場改革才開始走入人們的視線。

　　然而，也有人給這場有些超前的改革“潑了盆冷水”，隨州市一位官員認為，實際上這次改革“并沒有傷筋動骨”。在這位官員看來，與上世紀八十年代隨州的改革相比，這次改革只能算是“小打小鬧”。

　　原隨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吳治平持同樣觀點，認為：“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那次改革，變動的比較多，沖擊也比較大。”

　　1983年8月19日，經國務院(1983)164函決定，隨縣并入隨州市(省轄縣級市)，計劃單列，由湖北襄樊市代管。同年，隨州市被列為湖北省經濟體制改革綜合試點城市。而主導這場名為 “經濟體制綜合改革”的便是當時隨州市委書記劉榮禮。

　　1939年出生的劉榮禮是個地道的湖北人，先后擔任隨縣縣委副書記、縣長，在縣市合并后當選為隨州市委書記。上任后，他推行改革、精簡機構、合并職能相近部門，其中包括將計劃經濟委員會與經濟委員會合并，統稱為“計經委”等等。

　　在當時看來，這些改革極具突破性和前瞻性，部分改革已經走到全國前列，而劉榮禮本人也因銳意改革以及在隨州取得的不俗業績，獲得首屆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1985年8月4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道了隨州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的成果，稱其“一個工農并舉、城鄉一體、統籌規劃、協調發展的開放型、網絡型的經濟格局已見雛形”。

　　然而，和其它改革一樣，劉榮禮的改革也沒有擺脫“人走政息”的命運。在劉榮禮調任湖北黃岡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后，這場改革便逐步停止，當初合并的部門又紛紛分拆重新恢復設立。自從1986年春開始就在隨州市委宣傳部工作的吳治平，見證了這場改革變遷的整個過程。

　　在對兩次改革進行分析后，吳治平認為，“劉榮禮的改革之所以動靜較大是因為動了很多經濟部門，而2000年開始的這場改革，動的多是黨委部門或其它相對邊緣的部門，主要經濟部門反而并沒怎么合并。”

　　對主要經濟部門的“手下留情”導致這場改革沒有“傷筋動骨”。隨州當地的一位人士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如果改革過于激進，往往只會葬送改革成果。在他看來，這其中也有不少當地政府現實利益的考量。

　　遭遇“獨立”

　　正是由于這些因素的存在，隨州改革7年來一直伴隨著“合”與“分”的爭論。

　　在改革的第5個年頭，這種爭論轉化為現實�？萍紖f會 (簡稱 “科協”)和科技局重新獨立設置，隨州“大部制”改革實施以來第一次出現了“反彈”。

　　在2000年《隨州市直黨政群機構設置及人員編制方案》中，科協被合并到科技局中，然而到了2005年，兩個單位卻突然“獨立”了。問及其中緣由，隨州市一位官員告訴本報，2005年市科協換屆選舉，在向省主管單位遞交方案后不予批準，理由是隨州市科協不是個獨立單位。最后，市里只好妥協，將科協與科技局重新單獨設置。此后，還有市殘聯等多個機構“獨立”出來，重新分設。

　　夏明元告訴本報，合并一些機構，市里確實遇到了一些來自上面的壓力，這也給隨州市帶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煩，比如說，省里一些會議，該通知我們的沒有通知；一些項目和資金，該我們爭取的沒有爭取到。

　　據說，隨州市將文化局、文物局、體育局、新聞出版局合并成“文體局”后，有關領導很不贊同，認為這是對工作不重視的表現，后來在一次大會上公開批評隨州，說“隨州帶了個壞頭”。

　　“后來，這位領導不再來隨州視察、調研。”夏明元坦陳，類似情況不少，改革確實得罪了一些單位和機構，私下里他也了解到，省里有單位向分管領導建議，要求隨州恢復對口設置。“但是從隨州長遠發展來看，這也是值得的�！�

　　為了應對這些壓力，隨州市也采取了一些被夏明元稱為“機動、靈活”的辦法，例如向省里多請示、多匯報，爭取理解和支持；“偷換概念”，改合并為合署辦公等等。

　　隨州市一位官員向記者透露，在今年6月舉行的全省宗教工作會議上，省民族宗教事務局明確要求，各縣市必須將民族宗教事務局從統戰部中脫離，進行獨立設置。同時，對獨立設置的機構進行獎勵：一部轎車和價值10萬元的辦公設備。無奈之下，隨州市編辦給已經合并的民族宗教事務局做了份“三定方案”(定職能、定機構、定編制)，憑此隨州市才勉強通過上級部門的驗收。

　　“孤島”困境

　　隨州市“大部制”改革步履艱難地走了7年，但今天它似乎正面臨著“孤島”困境。

　　在采訪中，眾多官員也表達了同樣的擔憂。橫向來看，隨州市有別于其它地市的機構設置，顯得有些“另類”；縱向來看，它又面臨著“上下不對口”的尷尬。

　　夏明元告訴本報，最初的機構設置方案并沒有強求適用于下屬的縣區，目前隨州下屬的兩個縣區——廣水市、曾都區在機構設置上各有特色，而非完全照搬隨州市的模式。以國資委為例，隨州市的國資委設在經濟委員會內，而曾都區則將國資委合并到區財政局里。

　　那么，隨州市“大部制”改革究竟能否全面推廣呢？

　　隨州市多位官員對此表示謹慎樂觀。他們基本上都認為，隨州“大部制”改革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而這些往往是現在很多地方不具備的，例如重新建市，新市沒有太大的人員分流壓力，改革觸動的利益較少。其次，當時正值國務院實行機構改革，按照規定，各縣市必須精簡行政編制20%以上，這樣的大環境對今天的很多地市來說，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一直關注“大部制”改革的隨州市人事局副局長閔傳宣認為，“大部制”改革關鍵在于要“自上而下”，而不能“自下而上”，否則只會是“下改上不改，改了也白改”。閔傳宣同時認為，全面推行“大部制”改革要有強有力的強制手段，要有全國“一盤棋”的概念，只有這樣才能跳出部門利益和各種阻礙。

　　即使改革并不是那么容易，但夏明元卻還有更大膽的想法，他認為隨州的改革不會到此為止，改革的空間仍然很大。例如，黨委、人大、政府、政協四大系統中都有農業科室或部門，能不能進一步整合，建立一個 “大農業”部門呢？

　　夏明元說，“十七大”報告中已經提到要“統籌黨委、政府和人大、政協機構設置”，但至于隨州下一步改革會不會往這個方向走，目前市里主要領導已經有所考慮。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