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戈、葉文添、董娟

　　“天堂硅谷、自主創新”成為杭州堅守的產經主張，“產業集群、小狗經濟”依然是寧波秉持的基本路線，兩個城市的個性氣質亦大相徑庭、相去甚遠。

　　同樣是樣板城市，杭州、寧波的商業際遇劃出了兩條令人驚嘆的拋物線。和而不同、和諧差異，存在于兩座城市之中的商人們，開始不約而同地清理思路、矚望前路。

　　杭州VS寧波：商業層面的追溯

　　“浙商從來就不是一盤菜，而是一桌菜，每個地區自成體系，各有特色。杭州與寧波的商幫文化、產業結構和發展路徑都有著很大的不同。”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浙江工商大學浙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楊軼清對本報記者說。

　　寧波幫的商業簡史要比杭州輝煌得多。作為中國傳統商幫中唯一延續至今的“甬商”，唐宋以來便綿延不絕。早在130年前，來自德國的利希霍芬就曾熱情洋溢地在日記中稱贊寧波商人為“中國的猶太人”。學者林樹建在《寧波商人》一書中寫道：“寧波商幫擁有廣泛意義，在政治、經濟、文化縱橫的歷史坐標上，以不同的方式產生了各種影響。寧波商幫根在寧波，創業于上海，以后向全國輻射。”改革開放之后誕生的“新寧波幫”立足寧波本地，踏足實業，打造出雅戈爾、杉杉、奧克斯、方太等一大批知名企業。

　　相較而言，杭州在商業歷史長河中并未形成過獨有的商幫文化。也許是秀美的山水，以及富足的生活阻擋了商業創造的原始沖動，這個陰柔溫婉的都市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沒有產生過像模像樣的商賈巨子。但是，杭州的商業演進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逐漸凸顯光芒。以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華立集團董事長汪力成、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等為代表的企業家躍然而起，成為浙商群體中的“領袖級”人物。近十年以來，以阿里巴巴、網盛科技、浙大中控等泛IT類新生代企業開始揚名立萬，同時催生出新產業模式的二代企業家群體。

　　“雖然歷史傳承有所不同，但無論寧波還是杭州，以及浙江的其他地方，浙商內在的商業基因以及商業創造力一直存在，遇有適當的時機必定破土而出。”浙江大學區域與城市研究中心主任陳建軍表示。

　　不同的路徑，一樣的挑戰

　　華立的所作所為是“自我革命”的顯例。

　　“華立已經從儀表轉向以醫藥為龍頭的多元化發展方向，產業調整仍在繼續之中。”面對本報記者，掌控著上百億元資產、旗下擁有四家上市公司的華立集團董事長汪力成坦言。對華立而言，曾經締造了最初輝煌的儀表領域，已經沒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儀表是小產業，總體容量有限，同時這個市場的不透明也影響著華立的發展。”汪力成說。

　　長達數年的產業調整，汪力成持續不斷地進行多元化嘗試，以期尋找到支撐企業未來更長遠發展的新增長點。雖然在多元化嘗試中遭遇挫折，但汪一直沒有放棄努力。“企業越大，我的危機感就越強，華立離破產很近。”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汪力成舞動手臂，一遍遍重復著。

　　不僅僅是華立，杭州諸多企業也在進行著產業的變形和升級。浙大中控技術有限公司總裁金建祥，這位學者出身的新浙商告訴本報記者：“雖然國內市場競爭者不多，但中控一直沒有放棄對自主創新的追求和堅持，我們現在瞄準的是霍尼韋爾這樣的跨國巨頭。”

　　“杭州的企業群呈現出高科技化趨向，在自有知識產權、企業核心競爭力方面，有著更強的優勢。在抵御外部政策和市場風險方面，比寧波的產業集群有比較優勢。”浙江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胡小平說。

　　“塊狀經濟”是寧波的顯著特征，寧波的產業集群眾多，單體規模超過10億元的就有6、7個之多，像慈溪的小家電、奉化的服裝、鄞縣古林的針織坯布及漂染、西周的模具與塑料件等。寧波的塊狀經濟占浙江省塊狀經濟總數的近三成，經濟學者鐘朋榮形象地把塊狀經濟模式喻為“小狗經濟”。

　　寧波有諺“要竄頭、海三灣”。意思是說，要想發跡，就得走遠路，闖世界。“新寧波幫”不用像老輩那樣背井離鄉闖天下，頻繁的對外貿易使他們以另一種方式“闖世界”。出口退稅帶來的直接影響使一些還在盈利的企業處于虧損邊緣， “大部分企業還沒有形成國外、國內市場兩條腿走路，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從某種角度上講，是將一些依賴出口業務的寧波企業唯一支撐的拐杖拿走。”對“新寧波幫”頗有研究的管理學者黃江偉指出。

　　“各種因素的加總，將使包括寧波在內的很多浙江中小企業瀕臨停產、破產的邊緣。說到底這些企業面臨危機的最主要原因是自主創新機制過度落后，市場競爭力逐步削弱。在此情況下，產業升級的必要性就凸顯出來了。”浙江大學企業管理系主任范曉屏表示。

　　目前的現狀是：如今寧波稍微有實力的企業都在進行產業升級，與國際化接軌。但是范曉屏在實際調研中發現，寧波企業在產業升級中能力有局限。“新寧波幫”經過艱苦打拼，在技術和資金上相對成熟，有升級的現實需求，但是一旦要進入和開拓新的業務，企業整體的資源組合一時又達不到新業務所提出的要求。局限在于很多企業家的管理、觀念、資源整合能力跟不上，主要體現在急于求成，先進的企業管理方式運用還不全面，科技創新方面雖有資金投入但仍跟不上企業前進的腳步，還有就是家族化管理如何穩定地向現代的企業管理制度轉變。此外，“新寧波幫”發展速度過快，管理系統難以快速跳躍式“升級”。

　　“新寧波幫”面臨的另一難題是價值回歸、品牌重構。

　　未來由“敢”而生。在寧波，奧克斯的超常崛起被視為草根民企的榜樣和英雄。奧克斯憑借“事件營銷”迅速成名的背后，漫卷勁獵的質疑和責難也撲面而來。至今，外界對于奧克斯的整體評價仍褒貶不一、毀譽參半，最大的疑問莫過于，靠炒作支撐起的品牌如何可持續？在從品牌知名度向美譽度提升的過程中，奧克斯誓言脫下“功夫裝”換上“西裝”，這也就意味著奧克斯要在某種程度上與過去的“草莽行為”告別，企業文化、行事風格也要相應變革，這將是徹底的割舍與放棄。堅持銷量和品牌齊頭并進，即企業從單純的輿論炒作轉向價格與品牌相結合的營銷模式，在奧克斯人的概念中，就是所謂的“從價格戰向價值戰轉換”，這是理性的過渡與回歸。

　　很少人能意識到轉型之難與之痛。我們聽到的只有對價格戰的責難和對價值戰的贊頌。事實上，沒有一種成潮流的戰略不是在市場必然的推動之下發生，中國企業的價格戰策略只是迎合了當時當地的市場趨勢而已。

　　在奧克斯集團董事長鄭堅江看來，浙商群體有五大危機必須直面，“用工成本優勢不再，且連年出現用工荒；國家相關政策首當其沖（如新的勞動法對于工人福利的保障，將使較多企業被迫支付極大成本）；能源、資源、土地的限制；全球制造業基地和代工基地，核心競爭力匱乏；企業家過于強勢，培養職業經理人的土壤未真正形成。”

　　上海！上海！

　　一座36公里長的杭州灣跨海大橋牽動著浙江的敏感神經。

　　今年6月，寧波哈利斯頓機電有限公司總經理陳明均帶領著“營銷之師先鋒隊“在杭州灣跨海大橋上演繹了一場非比尋常的誓師儀式，喊出的口號竟然是“跨過杭州灣、打向全中國”。此種行為固然不乏“商業秀”成分，卻也暗含著浙江與上海深刻的經濟互動變局，隱喻著“新寧波幫”與上海的商業血緣。

　　陳建軍表示，杭州灣跨海大橋的修建將使

長三角進入一個新的區域聯動時代。作為最直接受益地區，寧波將就此進入上海兩小時經濟圈，而此前，寧波素來被稱為陸路“交通末端”。

　　跨海大橋在明年正式通車后，將進一步密切嘉興、寧波等城市的聯系，從而將這一區域提升為以上海為龍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都市群最重要組成部分。

　　雖地處浙江，寧波一直是遠杭州而親上海，“接軌大上海、融入長三角”也成為寧波的不二選擇。以外貿為主的寧波企業當然明白跨海大橋對于自身的重大意義，杉杉等諸多寧波籍企業早已不約而同地將營銷、行政總部遷至上海。

　　在寧波企業時刻準備著與上海“無縫連接”時，杭州那邊則稍顯遲緩。

　　一位受訪人士表示，曾有一段時間，杭州對與上海接軌表現得較為自傲、被動。后來，杭州修正了思路，提出了“接軌上海、錯位發展”的戰略。

　　一種分析認為，從某種角度講，杭州灣跨海大橋對杭州可能帶來不利影響。大橋通車后，“甬臺溫”將繞過杭州連通上海；無錫已將湖州納入“錫湖宣”經濟圈，嘉興則“脫杭入滬”。這種情況下，杭州有必要以招商引資為“抓手”，全力打造產業區塊，把上海的資金流、技術流、信息流、商品流引入，使杭州成為產業集群核心區、骨干企業集中地。

　　只有這樣，杭州的經濟地位方可安穩，杭州的企業也能從與上海的對接中贏得更多的發展空間。（本報記者魯怡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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