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全國工商聯副主席辜勝阻－十七大之后的經濟大勢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一條偉大道路”和五條“具體道路”，即我們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同時還提出與之相配套的“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中國特色新興工業化道路”、“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五條具體道路。明確指出：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日前，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經濟學家辜勝阻對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進行了解讀。中國的城鎮化不能照搬別國的模式記者：“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辜勝阻：中國的城鎮化不能照搬別國的模式，必須從自己的國情出發，走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我國城鎮化道路的中國特色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以雙重經濟轉型為背景，城鎮化與工業化、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緊密相聯；東部和西部的雙重城鎮化方向；城鎮化的雙重動力機制和雙重發展模式，政府在城鎮化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農民工和市民是雙重城鎮化推動主體，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為城鎮化工業化作出巨大貢獻。記者：如何擺正城鎮化與工業化、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之間的關系？辜勝阻：城鎮化一般以經濟轉型為推動力，我國城鎮化近三十年的高速發展期不僅經歷了農業人口大國向工業國的產業轉型，而且面臨經濟模式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體制轉型。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過程也是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一般轉型和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特殊體制轉型交織在一起的“雙重轉型”過程。在這種轉型過程中，我國的城鎮化不僅與工業化相聯系，而且同市場化和市場化取向的改革緊密相關；不僅要實現與工業化協調發展，同時還要實現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我國最初的城鎮化是建立在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工農業間存在“剪刀差”的基礎上的。城鄉互動表現為以農促工，以鄉促城。當前，我國總體上已經進入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需要通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城鄉統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推進農村城鎮化。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總結我國改革歷程時指出：要全面認識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深刻把握我國發展面臨的新課題新矛盾。這“五化”是統一的，是互相影響的。工業化是城鎮化的基礎，市場化和國際化是城鎮化的動力。而信息化則對我國城鎮化的形態會產生重大影響。應該看到，我國的城鎮化是在我國市場化還沒有完成，新技術革命和信息化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的形勢下推進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曾預言，影響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兩件大事中，其一是美國高科技的發展，其二就是中國的城鎮化。中國城鎮化之所以重要，其意義不僅僅在于幾億農民最終完成身份的轉變，實現了巨大的社會變遷。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利用勞動力資源充裕的比較優勢，使物美價廉產品走向世界，給全球消費者帶來巨大的實惠。有研究表明：近10年，中國產品使美國消費者節省6000多億美元支出。由此看來，我國的城鎮化又與國際化緊密相關。中國現階段面臨“雙重城鎮化”記者：為什么說中國現階段面臨“雙重城鎮化”？辜勝阻：雙重城鎮化方向，一方面是東部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發展，另一方面是中西部農村城鎮化的發展。一般國家的城鎮化表現為單一的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過程，而我國既有農村向城市的異地轉移——人口城市化，也有農村勞動力的就地轉移——農村城鎮化。二元結構下，我國城鎮化是通過“在城市地區發展城市群發揮大城市的輻射作用，在農村地區發展縣城和小城鎮推進農村城鎮化”的“雙重城鎮化”道路。東部地區可以采取以發展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為特征的城市化策略，實行組團式的城市結構，通過大都市的輻射能力，直接把周邊的小城鎮納入塊狀的城市圈內，使都市文明快速向周邊地區擴散。中西部地區，可以通過據點式城鎮化，在中西部農村把縣城建成10萬至30萬人的城市。如果把后者稱作“據點”發展式城鎮化，前者則是“網絡”發展式城鎮化，即通過交通和通訊設施的發展，建立高效率的城鎮網絡，發展城市群和都市圈。政府在城鎮化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記者：政府如何推進城鎮化進程？辜勝阻：政府在城鎮化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一般國家城鎮化主要靠市場推動，而我國城鎮化的重要特色是“政府推動”和“市場拉動”的雙重動力機制的結合，政府在城鎮化進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建國以來，我國城鎮化和工業化是由政府推動的。但改革開放以來，也出現了農民集資建鎮、農民推進農村工業化的方式。上世紀地方政府推動的鄉村工業化道路，和本世紀縣域經濟的發展，在我國農村城鎮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中央政府則通過工業化項目安排、政府所在地的行政指向和相應制度安排推動了城鎮化進程。我國城鎮化過程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限制是資金問題。通過市場化和國際化，依靠內源主體和外資主體的“雙重投資主體”，在鼓勵民間資本推進工業化的同時積極引進外資，加快了城鎮化的發展。與雙重動力機制相伴隨的是雙重發展模式。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的城鎮化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變遷模式：自上而下的城鎮化和自下而上的城鎮化。自上而下的城鎮化是政府按照城市發展戰略和社會經濟發展規劃，運用計劃手段發展若干城市，并安排落實城市建設投資的一種政府發動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模式；自下而上的城鎮化則是農村社區、鄉鎮企業、農民家庭或個人等民間力量發動的，由市場力量誘導的自發型的誘致性制度變遷模式。自上而下的城鎮化發展模式，用較短的時間和較快的速度建立了中國門類齊全的獨立的工業體系，奠定了中國城鎮化體系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逐步深入，在傳統體制和傳統模式的外圍出現了自發的、誘致性的與城鎮發展相關的制度創新，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模式。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農村城鎮化的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農民工為城鎮化工業化作出巨大貢獻記者：怎樣看待城鎮化過程中的流動人口問題？辜勝阻：我國城鎮化與我國特定的戶籍制度相聯系。建國初期，戶籍制度在維護社會秩序、保證我國城市化速度不致超出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可能承受的限度，從而避免發展中國家普遍出現的過度城市化問題等方面，曾起過積極作用。由于這種特定的戶籍制度，中國的城鎮化是由“雙重主體”推動的：由農村剩余勞動力構成的城市流動人口和農民工，與具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城市居民，成為城鎮發展的兩股不同的重要力量。就北京市來說，截至2005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經達到1538萬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流動人口已經占到了全市常住人口的23．2％，共357．3萬人。整個“十五”期間，全市流動人口增加了101．2萬人，占常住人口增加總量的58％，全市戶籍人口增加了73．2萬人，占常住人口增加總量的42％。我國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化過程中，要受到中國特色戶籍制度的影響，有效避免了城鎮化的“大城市病”和“拉美化”現象。但戶籍制度也使城鎮化了的農民難以市民化，出現了農民工同市民“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時、同工不同權”的不平等現象。這種特定制度決定我國城鎮化是一種半城鎮化（ｓｅｍｉ－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農村人口雖然進了城市，但并沒有完全成為城市居民（市民）。我國城市流動人口和農民工量大、質弱、價廉的特點，決定了我國工業化表現為一種低價工業化（ｌｏｗｃ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模式，廉價城市流動人口和農民工，有力地支撐了工業化的低價模式，成為中國制造業競爭優勢的源泉。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為我國城鎮化和工業化作出巨大貢獻。[][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