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產性收入”調和收入分配難題股市和樓市雙雙高位運行，誰在獲益？窮人和富人的差距有沒有擴大？2007年，大牛市、高ＣＰＩ和樓價繼續(xù)井噴，使得這樣的質問頗具現(xiàn)實意味。一個名為“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縮小收入差距政策研究”課題組正在研究這一課題。這個歷時三年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正在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和國家發(fā)改委經濟社會發(fā)展研究所的牽頭下進行，或將于2008年末正式面世。上述課題中，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顧嚴博士研究的子課題——“股市樓市雙膨脹的收入分配效應”——能夠部分地回答最初的質問。11月14日，顧嚴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顧嚴通過研究預判，由于2007年的宏觀走勢過熱，使得標志著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shù)將由去年的0．47攀升至0．48。0．01這一數(shù)值雖然看似不大，但已相當于2003－2006年三年基尼系數(shù)的上升幅度。而城鄉(xiāng)統(tǒng)算的基尼系數(shù)超過0．48，則意味著80％的城鄉(xiāng)居民占全民的收入比重會下降到50％。分析模型一開始，顧嚴把人抽象成兩類，窮人和富人，來分析股市上漲給這兩類人帶來的影響。在第一層次的基本模型里，窮人是指只持有貨幣資產的人，他的手上只有現(xiàn)金及現(xiàn)金等價物。而富人則指擁有有價證券的人。在這個極端的模型中，股市的上漲對貨幣資產沒有影響，而使得有價證券上漲。結論即富人在股市上漲中獲得收益，而窮人沒有。第二層次的模型在資產界定中做了一些調整，設定窮人在持有貨幣資產之外，還持有小部分有價證券，富人在持有有價證券之外，也持有一部分現(xiàn)金。在這種情況下，結合股市的上漲與流動性過剩的互相關聯(lián)發(fā)現(xiàn)，股市的上漲一般伴隨著通貨膨脹。而一旦通貨膨脹，窮人的主要資產貨幣將縮水，而富人的主要資產有價證券則將上漲，較好規(guī)避了通脹的風險。“國際經驗表明，在高通脹的情況下，資產價格都能同步上漲，包括股市高估以及地產過熱。”所以結論是，“即使窮人有一些投資渠道，但股市上漲總體而言仍是對富人有利。”上述兩個層次的模型就建立在兩大前提之下，第一貨幣市場沒有受到過分干預。第二，股票市場是個有效市場，即信息比較充分。但在實際情況下，第二條前提往往不能得到滿足。所以，在第三層次的模型拓展中，顧嚴將這個前提也設置成變量——如果股票市場不是有效市場，信息不對稱，則富人獲得信息的渠道和手段將大大超過窮人。在這個變量下，窮人雖然持有有價證券的資產組合，但由于缺乏信息，其僅僅只能在市場外圍分一杯羹。“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窮人被拋出（股票）市場”，顧嚴說。在這個研究中，樓市的作用和股市是相類似的。如果房價上漲，主要持有貨幣的窮人的購買力下降，而已經擁有房產的富人則能享受資產價格上漲的好處。“而且樓市和股市一般都是聯(lián)動的”，顧嚴說，如果兩個變量同時上漲，則貨幣資產縮水更快，收入差距擴張加劇。上述的模型并不是僅僅存在于理論推導中，而是通過建立數(shù)學模型，精密計算得出的。在模型的推演過程中，隨著股市和樓市的上漲，窮人和富人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在理論上，窮人只有在經濟危機的時候才能縮小與富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但那時候已經沒有意義了，大家都在生存邊緣掙扎。”這個研究的結論最終會以“股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基尼系數(shù)就隨之上升某個數(shù)值”的量化數(shù)據作為結論。雖然精密的計算仍在繼續(xù)，但從顧嚴的判斷及已有的數(shù)據來看，在股市樓市的雙重作用之下，2007年基尼系數(shù)接近或者超過0．48已成定局。破解之道如何避免“兩市”高位運行加大貧富差距？顯然股市本身并非是貧富差距的放大器。顧嚴的第一個政策建議是，“首先，建議拓寬投資機會。”他所指的“拓寬投資機會”與十七大報告中“創(chuàng)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有類似的含義。十七大報告中，在提到收入分配領域，有如下表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建立企業(yè)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創(chuàng)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保護合法收入，調節(jié)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顯然，目前財產性收入的分配是不均等的，我在模型中選取的股市和樓市只是其中最鮮明的表征。”顧嚴說，工薪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遠不及投資增長的速度，所以要先增加窮人擁有資產組合的渠道，才能縮小收入差距。最新的數(shù)據顯示，城鄉(xiāng)財產性收入差距的擴張速度已經大大超過了收入差距的擴張速度。2006年城鄉(xiāng)的收入差距擴張速度為1．7％，而城鄉(xiāng)的財產性收入差距擴張速度則達到驚人的11．3％。同年，城鎮(zhèn)平均可支配收入最多的省份是最少省份的2．3倍，而財產性收入的倍數(shù)則達到27．7倍。在農村，財產性收入最多的農村更是最少農村的30．2倍。財產性收入的研究一直是收入分配學界始終關注的話題，但一直沒有放在突出的位置。直至今年，在股市和樓市“兩高”之下，突然成為熱點。“我們之前的提法一直比較保守”，顧嚴介紹說，學界一般提的是保障工資收入，調控財產性收入，但十七大報告的提法就“比較大膽”。這樣的提法也與國家發(fā)改委經濟社會研究所副所長楊宜勇的觀點暗合。在《對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10點認識》一文中，他提出中國必須在縮小基尼系數(shù)的基礎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他對“中等收入者”的界定就是“有可持續(xù)的收入能力”的人群。按照這個定義，增加財產性收入是提供可持續(xù)收入能力的必然途徑之一，也才能最終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階層結構。顧嚴的第二個政策建議是要完善投資體制，“要保證投資既能廣泛參與，又保證能廣泛收益”。后一點尤其被顧嚴所看重。“比如，股市就不能是一個被利用的圈錢市場。不能為了大國企上市就托高股市，等著大家入市做‘貢獻’。”顧嚴舉例說。他的第三條建議，是證券市場的信息建設，包括“嚴格執(zhí)法”、“制定罰則”以及“行業(yè)自律”。“就以制定罰則來說，我們的立法只是規(guī)定證券從業(yè)人員不得自己交易，但沒有從事交易之后如何懲罰的條款。法條制定就太空了。”顧嚴說。宏觀經濟的一環(huán)在宏觀經濟復雜而精巧的巨大鏈條中，收入分配是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一個要件，甚至基礎。“今年的宏觀經濟過熱背后就有收入分配的問題”，顧嚴評論說，“宏觀現(xiàn)象是一個總量合成，而收入分配是一切宏觀現(xiàn)象背后的結構性原因。”2007年7月，這樣的認識得到了決策部門的認同。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在7月16日、17日舉行的第91次全體會議上，作出了“造成‘三過’的根源是國民收入分配存在問題”的重要判斷。這里的“三過”指貿易順差過大、信貸投放過多、投資增長過快。這一判斷將已經實施的收入分配改革與宏觀經濟大勢緊密聯(lián)系起來。顧嚴說，在居民內部，不僅收入差距的擴大會導致投資率上升，而且投資的過快增長反過來又加劇了收入差距的擴大。這一惡性循環(huán)已經在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產生。顧進一步分析說，根據凱恩斯的消費理論，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是遞減的。這就意味著，收入越高的人，其收入中用于消費的比例就越低，用于投資的比重就越高。當收入差距擴大時，富人相對越富有，窮人相對越貧窮。富人增收快，資金充足，在邊際消費傾向遞減效應的作用下，他們會將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用于投資。窮人的消費欲望較強、消費傾向較高，卻苦于沒有資金支持，“這樣，收入差距擴大就會帶來投資的快速增長和投資率的提高。”所以，顧嚴認為，居民收入差距擴大之勢不減輕，投資率上升和投資增長過快的局面就很難扭轉。信貸的高速增長與貿易順差過大與收入分配的關系也與此類似。“國民收入在投資和消費之間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信貸投放的變化。投資的快速增長也引致了各個生產環(huán)節(jié)的信貸需求。”顧嚴分析說，“我國仍是一個投資驅動型經濟體，投資的過快增長一定要求信貸也以相當?shù)乃俣仍鲩L。信貸投放過多實質上是投資增長過快的必然結果。”過高的投資率，也可稱之為投資－消費分配關系失衡，其上游是宏觀收入分配與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局面，其下游不僅有信貸投放過多的問題，還會產生貿易收支的失衡。“不斷上升的投資率表明，投資需求的活躍程度甚于消費需求。投資超常規(guī)增長，消費發(fā)展卻比較滯后，投資形成的過剩產能只有流向境外。”顧嚴引用2005年7月匯率改革以來的數(shù)據說明，人民幣兌美元連續(xù)升值，順差增長勢頭不減反增的現(xiàn)象正是“投資－消費分配關系失衡”是其背后的重要原因。“為什么十七大報告要提‘改革成果全民共享’？其實是有經濟學原理在里面的。”顧嚴認為，只有‘多予’才能從收入分配角度破解宏觀經濟的過熱難題。[][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