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桑榆

　　上世紀三十年代，《大晚報》副刊的編輯，寄給施蟄存先生一張印在明信片上的表格，要他填寫兩個欄目：一是眼下在讀什么書，二是要介紹給青年的書。施蟄存先生在第二欄寫下《莊子》和《文選》，并且加了注：“為青年文學修養之助。”這個簡單得幾乎不能稱其為“單”的書單，遭到魯迅先生的痛批，施先生被斥為“遺少群的一肢一節”、“洋場惡少”，并且引起一場要不要讀中國書的論爭。

　　這場論爭可謂影響深遠，直到今天，有些人談到讀書，仍要提及此事，并要引用魯迅先生在《青年必讀書》中“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一語，以證明中國書不須讀，或讀不得。其理由，不外是讀中國書會中傳統文化之毒，思想腐朽僵化，云云。有的人還要引用魯迅此文中的另一段話：“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尸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以增強文章的說服力。

　　我年輕時，也是“不讀中國書”的贊同者，并且猛讀了多年的外國書。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閱讀面的擴大，我開始對魯迅先生此說感到懷疑，認為作為一個中國人，特別是以寫作為職業的人，還是要讀中國書的。魯迅先生不是也說“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嗎？一個欲以作文為業而又不能作文的人，豈不是欲當

廚師而不會炒菜嗎？要想提高文學修養，提高寫作能力，恐怕還是要讀中國書。近來我讀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和我的友誼》，發現魯迅也為人開過書單，而且所列全是中國書，更認為自己的想法是對的。魯迅這張書單，是1914年應許壽裳之請，開給他讀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的長子的，且在書目后作了注：

　　“計有功宋人《唐詩紀事》四部叢刊本又有單行本；辛文房元人《唐才子傳》（今有木活字單行本）；嚴可均《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丁福保《全上古……隋詩》（排印本）；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會大事，因其書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認為歷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參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胡應麟明人《少室山房筆叢》（廣雅書局本，亦有石印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其實是現有的較好的書籍之批評，但須注意其批評是“欽定”的）；《世說新語》劉義慶（晉人清談之狀）；《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狀態）；《抱樸子外篇》葛洪（有單行本，內論及晉末社會狀態）；《論衡》王充（內可見漢末之風俗迷信等）；《今世說》王（明末清初之名士習氣）”。

　　其實，即使不看這個書單，人們也都知道魯迅先生曾博覽中國書；看了這張書單，還會發現，魯迅先生對他的友人，私下里也曾建議讀中國書，而從先生所加的注，也可大略看出讀中國書的作用。

　　細思之，豈止欲從事寫作的人要讀中國書，不從事寫作的人恐怕也要讀中國書。作為一個中國人，不讀中國書，又怎能了解中國的歷史與思想文化，怎能知道中國

傳統文化孰優孰劣，與西方文化有何異同？有的人把中國傳統文化說得一團糟，但你若問他糟在哪里，他卻說不出所以然；有的人把中國傳統文化說得好得不得了，但你若問他好在哪里，他也說不出所以然；不過都是“矮人觀場，隨人說妍”，或是隨波逐流，因上面提倡宏揚傳統文化，跟著應聲叫喊罷了。至于怎么宏揚，宏揚傳統文化中的哪些東西，也照樣說不出。這些人為何如此，我想恐怕是不讀中國書或少讀中國書的結果。而那些動輒引用魯迅先生的話，以證明中國書不須讀，或讀了就要中毒的人，也不過是不假思索，人云亦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