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再次降低聯邦基金利率25個基點，銀行隔夜拆借利率調降至4．5％，這也是美聯儲在很短的時間內2次調整利率，短期調整幅度高達75個基點。美聯儲面對的是一個很有趣的經濟環境。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美國第三季度的態勢非常不錯，ＧＤＰ增長率高達3．9％。實際上，美國今年的ＧＤＰ增長率是強勁上升的：第一季度ＧＤＰ增長僅為0．6％，第二季度則達到了3．8％。同時，美國的核心通貨膨脹也是逐漸抬升的，消費者支出平減指數（即ＣＰＩ中扣除食品和油價的部分）則從之前的1．4％上升到1．8％。按照一般的邏輯，伯南克應該更多地關注高增長下的通脹問題（也就是加息問題）。但是，美聯儲的行動就恰恰相反。美聯儲議息會議聲明顯示，次級債風波和美國住房價格的急劇惡化（第三季度美國住宅價格慘跌20．1％）讓美聯儲改變了正常的經濟邏輯。伯南克擔心的是房地產市場蕭條對美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拖累效應”。毫無疑問，華爾街的勢力也給伯南克前所未有的壓力，他們慣用的招數是將伯南克的“學究身份”同前主席格林斯潘的“靈活手腕”做帶有暗示意味的對比，傍敲側擊地暗示伯南克應該“放聰明些”，應該采用更多擴張性的金融政策來為次級債市場的各種“敗德風險”埋單。毫無疑問，伯南克顯然“頂”不住了。我們可以回顧2001年以來美國的利率和通脹變動。2001年至2004年是格林斯潘在新經濟泡沫“刺破”之后的降息表演期，美國利率幾乎以歇斯底里的速度向下降。從實際效果上看，高速降息的確緩解了新經濟泡沫破滅的殺傷力，但是卻滋生了嚴重的房地產泡沫，大量根本沒有穩定的現金流支付房貸的人群被卷入了房地產市場，華爾街鼓吹“房地產不敗”的神話，制造了各種花招（例如次級債），讓這些人買到了價格高昂的房子（他們首付很低，前期利息支出也很低）。同時，美國經濟開始過熱，通貨膨脹從2％飆升到5％，伯南克上臺前鼓吹“目標通脹制”就針對于此。2005年至2006年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繼續“加息歷程”，美國房地產泡沫開始大規模爆發，房價一瀉千里。但由于此前的加息周期，使得通脹水平暫時保持在一個看上去可控的水平。于是，伯南克開始了“取舍術”：暫時不理通脹，“護航”經濟增長。如果我們將伯南克最近幾年的言論和行動聯系起來，構造出完整的脈絡和序列，就會發現，他其實一直在遵循著某種具有實用主義味道的行動綱領，這個行動綱領的核心是美元的估值問題。的確，美國的貿易逆差已經到了不得不進行“挽救”的地步，逆差占ＧＤＰ7％，這是絕對不可持續的。而解決逆差的唯一辦法就是“弱美元政策”。伯南克一直都是弱美元的支持者，盡管強勢美元一直都被標榜為美國政府的貨幣國策，其實，弱美元是美國人唯一的選擇。而在弱美元的坐標下，將利率調低是非常自然的。如果能從美聯儲的故事中尋找靈感，那么這種靈感也是一目了然的。中國流動性過剩，而人民幣又不斷升值。對美國人而言，中國人的整體財富似乎在增加。中國的Ｍ2大約是18％，美國是7％，而人民幣升值的年幅度又是5％，也就是說，中國的財富正在以每年16％增長速度靠近美國。眾所周知，一個國家在財富上追趕另外一個國家，最根本的力量是其國民的整體生產率，但中國的生產率比美國卻不會超過5％。美聯儲的故事至少證明了兩點。第一是，世界上大部分央行的日子都不好過，都在很小的空間中騰挪、在很大的困境中選擇。中國也是一樣。中國央行也在加息、人民幣升值以及經濟增長上進行痛苦的權衡。第二是，即使很棘手，央行也要梳理出一個“序列”，即“當務之急”和“次要之備”的關系。美國人首選“弱美元”，愿意承受石油高價的壓力。而中國呢？毫無疑問，中國不存在“影響經濟的拖累因素”，最擔心的應該是“投資的泛濫和低效率”，也就是說，中國應該將“壓制泡沫”作為“當務之急”，但同時也擔心這會損害“趁熱打鐵式的經濟增長”。[][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