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資、消費和凈出口的共同拉動之下，第三季度中國的經濟運行繼續保持快速增長態勢，ＧＤＰ增長11．5％，ＣＰＩ上漲4．1％。但是，經濟中的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痼疾依舊，流動性過剩有增無減，資產價格泡沫繼續膨脹，在大量國際資本的涌動之下，經濟運行的風險加大。其直接原因在于人為壓低要素價格和扭曲比價關系加速了利益和財富的逆向轉移，根源在于行政性壟斷造成經濟壟斷。需要通過深度的政策調整和結構改革加以解決。經濟運行風險加大今年前三季度，在投資、消費和凈出口三大需求的拉動下，中國經濟一直在快車道上高速運行。其中，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66043億元，同比增長11．5％，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7個百分點。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8．5％，比上年同期加快1．3個百分點。工業企業利潤15623億元，同比增長37％。前三季度，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4．1％，商品零售價格同比上漲3．2％，工業品出廠價格上漲2．7％，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3．8％。9月份，居民消費價格，商品零售價格，工業品出廠價格和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同比分別上漲6．2％、4．9％、2．7％和3．6％。1－9月，全國新增就業人數920萬人，完成了全年計劃的102％，失業壓力有所緩解。盡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緊縮性調控措施，但是結構失衡和體制矛盾并未緩解，經濟運行的風險繼續加大：房地產投資增長率在緊縮中達到30．3％的高位；盡管關稅政策多次調整，前三季度出口增長率仍高達27．1％，貿易順差擴大為1857億美元，外匯儲備增至14336億美元。值得特別關注的是，在大量國際資本的涌動之下，目前國內和國際的經濟態勢，特別是中國經濟和美國經濟可以說是背道而馳，形成了強烈反差：一方面美國經濟明顯放緩，并出現衰退跡象，另一方面中國經濟迅猛增長，甚至出現過快和泡沫；一方面美聯儲大幅減息，另一方面中國央行卻在不斷小幅升息。面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態勢，國人也逐漸淡化了風險意識。然而，僅僅依靠宏觀政策操作不能解決當前的經濟失衡問題，必須進行深度的政策調整和結構改革。否則，我們也許離危機不遠。價格扭曲加速財富轉移價格既是資源配置的信號，也是利益分配的手段。改革開放前后及其過程中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證明，價格扭曲必然造成經濟結構的失衡和經濟效率的損失，因為它在片面鼓勵某些不該發展的方面發展的同時，必然會抑制另一些應當發展的部門的增長。中國目前的經濟問題也由此而來。由于城鄉的二元分割和人口流動而非人口遷徙，勞動力價格被人為壓低；由于金融管制，利率過低和利差過大，資本價格也被明顯低估；由于資源的國家壟斷，資源價格也過分便宜，因而其稀缺程度和供求狀況并未從價格信息中反映出來。這不僅扭曲了增長結構，導致了巨大的浪費，也造成了利益和財富的逆向轉移。據估算，由于上述三類價格扭曲，今年中國為美國提供的貿易補貼高達2500億美元，與今年可能達到的貿易順差大體相當，造成了財富從窮國（中國）向富國（美國）的轉移。由于流動性過剩，以及人為壓低要素價格，資產價格持續出現大漲，實際上使社會財富迅速地從勞動者向資產所有者轉移，工業企業利潤的超高速增長（37％）正好說明了這一點。而國有部門的壟斷和價格的扭曲，造成了利潤從非壟斷部門向壟斷部門的轉移、收入從個人向政府的轉移，集中表現為壟斷利潤的快速增長以及政府收入的增長（30％）大大超過個人收入的增長（14％）。上述四大利益和財富轉移才是中國經濟的病癥所在，通過壓低要素價格和扭曲比價關系來降低消費物價、抑制通貨膨脹以及保護弱勢群體利益的政策操作是荒唐的。宏觀調控的實質就是要依據供求狀況，借助政策手段來校正價格信息。價格走勢：人為壓低得不償失今年3月份以來，ＣＰＩ漲幅連續7個月達到或超過政府年初制定的控制目標。很多人都在談論通貨膨脹威脅，政府也取消了年初計劃進行的一系列價格改革措施。其實，這也有點反應過激。且不說近幾個月的消費物價上漲有肉類價格的特殊因素，就以中國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來看，這樣的價格水平和上漲速度也不算高。經濟增長11．5％，城鄉人均收入分別增長13．2％和14．8％，而消費價格上漲相當于二者的1／3左右，不僅承受得了，而且利大于弊，沒有什么可擔憂和緊張的。至于明年和以后的情況，隨著政策的落實和周期性因素的消除，肉價的因素將不復存在，有人預計明年的消費物價上漲在3％以下。這不僅過分樂觀，也會給決策者一個錯覺，像今年一樣，把物價的控制目標壓得很低，造成很大的被動。由于國際油價還會在高位波動，甚至還會上漲，有的國際機構預測會超過100美元；國際糧價還會上漲，國內糧價也不會下跌；同時如果考慮到價格扭曲的嚴重程度及其不良后果，一些價格改革措施有必要盡快推出實施，把明年消費物價的控制目標定在6％是適當的。否則，很多其他的政策調整都會無功而返。在消費物價上漲的同時，資產價格以更快的速度上漲，資產泡沫也在膨脹。雖然由于資產重估的因素，資產價格上漲有合理之處，從長期來看也有上漲空間，但上漲過快的確令人擔憂。以滬市為例，股票價格已經從年初的2728點上升到9月末的5500多點，上漲了一倍。房價的上漲更快，據發改委和統計局對70個大中城市的統計，上半年上漲了7．1％，第三季度上漲了8．2％，達到了近年來的最高點。盡管如此，仍與人們的實際感受差距很大。股價上漲一目了然，但房價上漲則不透明，其風險也更大。各國經過不斷探索，對與通貨膨脹斗爭有了一定的經驗，但對如何對付資產泡沫，至今仍然沒有有效的辦法，最近美國發生的次貸危機再一次證明了這一點。根據國際經驗，資產價格的大漲必然伴隨著大落，隨之而來的是銀行危機和金融危機。如果說美國的次貸危機有可能帶來經濟衰退，他依然承受得起，那么，我們的經濟實力與美國差距很大，一旦發生危機，后果很難設想。貨幣政策：頻繁操作困境猶存我們當前出現的流動性過剩，外部原因是匯率低估、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和外匯儲備持續積累；內部原因則是貨幣政策過于寬松，實際利率長期處于負利率狀態。在流動性持續過剩的情況下，貨幣政策處在宏觀調控的中心。其操作的頻繁的確有點使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今年以來，央行曾經八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五次提高存貸款利率，六次定向發行央行票據。但即使將所有這些操作加在一起，央行收回的流動性大約在2－2．5萬億元，而增加的外匯儲備釋放的流動性則達到2．65萬億元。不論是從投資、貨幣和貸款的增長來看，還是從消費物價和資產價格上漲的情況來看，在未來的兩個月中，央行還會繼續類似的政策操作。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它一方面說明央行貨幣政策操作的靈活性和水平在提高，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貨幣政策的困境和局限。八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表明，在中國現實的條件下，一個不常使用的政策工具變成了一個經常使用的政策工具。雖然它減少了商業銀行的流動性，但卻增加了中央銀行的資金儲備。這種操作有著巨大的政策成本和風險，不知央行如何考慮。六次定向發行央行票據也說明了這一政策工具近于失靈，因為在現行利率水平下，不定向發行往往認購不足，發行失敗，不得不強行攤派。而大量央票充斥債券市場，造成了證券市場的結構失衡和功能扭曲，央行也難辭其咎。基于負利率和投資增長過快的現實，升息是必要的，但是，美聯儲在9月18日大幅降息0．5個百分點，又使升息的空間縮小和升值的壓力增大，現行操作尚不足以解決新增加的流動性。面對房地產投資和貸款的快速增長以及房價飛漲，央行和銀監會聯合于9月27日下發了加強商業性房地產信貸管理的通知。對購買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貸款首付比例不得低于40％，貸款利率不得低于同檔次基準利率的1．1倍，而且首付比例和利率水平應隨套數的增加而大幅度提高。應當肯定，從風險控制來看，這是一種比較好的政策操作。但是由于第二套住房的認定標準沒有確定，政策效果打了一個折扣。2005年7月20日匯率體制改革以來，雖然人民幣升值的速度有所加快，但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短期資本流入增加，外匯儲備持續積累，升值壓力并未緩解。而在美國繼續施壓的同時，歐盟也加入了推動人民幣升值的行列。兩年多匯率政策操作的實踐說明，我們的確面臨著速度和時間的選擇。一步到位，雖然能夠贏得時間，但經濟承受不起；小步慢走對經濟運行不會有太多的影響，但內外環境能否給予我們這樣長的時間。在全球資本的涌動下，人們都在談論第四次金融危機，各國也都在謀求對策。雖然危機何時暴發，從哪里暴發，如何暴發，我們無法預知，但是，多米諾骨牌效應是明顯的，一旦危機暴發，受害的不止是我們一家，最先發難的也不一定是中國，但中國很難像上次亞洲金融危機一樣幸免。因此，以匯率為中心的政策調整可以做出三個選擇。一是按照分步走的辦法，確定一個大體的時間和步驟。比如，五年分三步走，每次升值8％，這樣可以增加不確定性和風險，抑制短期資本的流入。二是放開和提高資源和服務價格，使內部實際匯率升值，出口通貨膨脹，既可分流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壓力，又可促進結構調整。三是抑制外匯供給和擴大資本流出。如果說前面兩點主要是在供給方面用力，那么最近掛牌的中國投資公司則是要在后一方面使勁。但從第一筆30億美元參股黑石公司來看，中投公司并不成功，雖然難以避免。可見，購買一些資源產品不難，但從事金融投資絕非易事，需要積極穩健從事，也許要從物色和培養人才做起。除此而外，可否選擇一些國家和地區，例如東歐，與國際資本合作，共同從事電力（包括核電）、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的投資，這樣也許還可以帶動勞務輸出。總之，在對外投資方面，我們一定要好好研究和記取日本當年的經驗教訓。行政管制：負面作用日益明顯在中國目前的宏觀調控中，除了政策措施以外，我們還大量運用了行政手段。以前人們把運用行政手段看作是我們的優勢和強項，諾獎獲得者斯蒂格里茨也對此大加贊揚。但是，隨著行政手段的廣泛運用，它的負面作用也日益顯現。特別是在中國的體制環境下，當地方政府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對象以后，調控和反調控就成為中央和地方博弈的重要方式。就以房地產業發展中對土地的調控來說，從831大限到2004年的28號文件，再到2006年的31號文件，還不算國土資源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是以加強政府管制的辦法來應對地方的大量征地行為，從而形成了為管制而加強管制、管制制造管制的惡性循環。中央加強管制－地方加緊征地－中央進一步加強管制－地方更多地征地。因為，中央與地方的土地政策目標是矛盾沖突的。中央目標是保護耕地，保障糧食安全，保護農民利益，維護社會穩定，增加一定的城市建設用地，保證經濟穩定增長；而地方目標是增加建設用地，保證地方的工業發展和經濟增長，增加地方的財政收入和擴大地方的融資規模。如果說中央的目標既有一致之處，又有矛盾的地方，且中央目標不是地方目標，更不是農民目標，那么，地方的目標則是高度一致的，就其可行性來看，地方目標優于中央目標。不僅如此，中央的政策手段除了土地規劃和指令性計劃以外，就是土地執法檢查，這些又得靠地方貫徹落實。在改革開放賦予了地方以獨立經濟利益的前提下，由于目標合理性、中央權威和地方忠誠等三個條件不能滿足，中央目標的落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耕地每年以1000萬畝以上的速度流失，幾千萬農民變成失地又失業的游民，土地價格加速上漲，1－9月70個大中城市平均上漲12．8％，就是最好的證明。更為重要的是，行政手段的大量使用，往往以扭曲價格信號為代價，這就削弱了政策手段的作用，甚至出現南轅北轍的事情。升值速度或稍有加快目前，國際經濟形勢存在著很多矛盾的現象和捉摸不定的地方。一方面，亞洲的一些新興經濟體的經濟走勢不錯，增長迅速；另一方面，由于次貸危機的發生，作為世界經濟火車頭和最大經濟體的美國經濟可能長期放緩，甚至已經出現衰退跡象。據學者和經濟師的預測，未來12個月內美國陷入經濟衰退的概率，已由28％上升至36％。美國經濟研究所所長費爾德斯坦指出，美國正面臨“重大衰退”的風險。此外，歐共體經濟由于德國經濟趨緩和歐元升值，增長乏力。這一切增加了亞洲經濟發展的外生變數。從國內形勢來看，新一屆中央領導層已經產生，各地政府換屆已經完成，十七大精神正在貫徹落實。特別是十七大提出了人均ＧＤＰ翻兩番的宏偉目標，從2000年的7858元增加到2020年的31432元。考慮到2020年中國的人口也許與現在相差不大，未來的13年只要保持年均7％左右的ＧＤＰ增速即可達到預定目標。從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和態勢來看，如果不出現大的危機，這一目標完全能夠實現。到那時，如果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升至4：1，中國人均ＧＤＰ將達到8000美元左右；如果進一步升至3：1，人均ＧＤＰ將超過10000美元。這對全國上下都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從近期來看，宏觀調控政策可能還會進行一些調整，但不會有重大的根本性變化。其中，貨幣政策還會趨緊，人民幣升值速度也可能稍有加快；財政在支出政策上可能會向低收入群體傾斜，增加一些轉移支付，但收入政策不會有重大改變；而在嚴格首長負責制的情況下，節能減排也會取得一些成效，但要持續取得突破，還得依靠經濟手段，特別是形成合理的價格機制。因此，第四季度經濟增速可能稍稍放緩，但仍會超過11％；ＣＰＩ漲幅有可能達到4．8％，經濟運行的總趨勢不會改變。體制改革任重道遠在體制變化方面，第三季度有兩件事情值得關注，一是中央政府的房地產新政，二是《反壟斷法》的通過。今年8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并召開了全國住房保障會議進行貫徹。它校正了住房政策的方向，明確了政府解決保障性住房的責任，使人們看到了解決住房問題的一線希望。然而，再好的政策原則也需要具體貫徹落實，才有意義。而我們的問題往往是只有原則，而缺乏具體措施。其中最重要的還是資金問題。所謂政策性住房就是政府要承擔起解決保障性住房的責任，基于此，政府財政就要出資建設廉租房或者對低收入住房困難戶提供住房支持和補貼。問題在于，現在很多政府都想從房地產開發中撈錢，讓它出錢建設廉租房或者補貼住房困難戶自然會有很大的困難。如果這種改變只是口頭上和文件上的，而不是實際運行體制和具體措施上的，政府行為和市場行為都不可能改變。事實也說明了這一點。截至2006年底，全國512個城市累計用于廉租房的投資70．8億，占當年房地產開發投資的0．36％和土地出讓金的1％多一點。今年以來有所增加，到8月底增至78億，其增長之緩慢，與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長形成鮮明對照，距占土地出讓金10－15％的要求也相去甚遠。因而，增加中小戶型，改善住房結構的目標自然也只能是望梅止渴。國八條規定，90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積要占開發建設總面積的70％以上，據40個重點城市信息系統的數據顯示，今年1－8月，90平方米（含）以下住房套數占比39．05％，面積占比24．73％，分別比上年末提高了4．66和3．57個百分點。由此可見，如果我們不能在體制上做出真正的改變，要想實現這些美好的原則是不可能的。8月31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9次會議通過了《反壟斷法》，這是中國市場制度建設中的一件大事。雖然該項法律歷經長達13年的爭議和反復修改，終于塵埃落定，但爭論并未停止。反壟斷法被看作是市場經濟的憲法，在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處于核心的地位。應當充分肯定，反壟斷法的通過實施首先具有宣示和象征的意義，它表明了我們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的決心，也標志著市場競爭秩序框架的基本形成；其次是它的內容不僅包括了世界各國一般反壟斷法律制度的三大支柱，即禁止壟斷協議、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和控制經營者集中，而且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對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行為，即行政性壟斷行為也作了禁止性規定。同時，在借鑒國際經驗和充分考慮我國實際情況的基礎上，確立了壟斷協議豁免制度、市場支配地位推定制度、經營者集中申報制度、經營者承諾制度等。但是，反壟斷法有著太多的缺憾，其落實和實施存在著巨大的困難。雖然我們應當理性的看待，不能對它抱有過高的不切實際的期望，但也不能有和沒有一個樣。首先，中國反壟斷的核心和要害是什么？在《反壟斷法》通過前后一直存在著很大的爭論，一方面說明這一問題的重要，另一方面說明了《反壟斷法》的尷尬和無奈。這里。我們選擇兩位立法參與者的觀點，一位是立法小組委員黃勇先生，他認為，反壟斷法的核心是反經濟壟斷，而非行政壟斷。行政壟斷和行政性壟斷的意義完全不同，前者的主體是反壟斷法規定的國家機關以及具有公共管理職能的公共組織，后者是國家的經濟政策選擇。言外之意，這自然不包括在反壟斷之列。另一位是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楊景宇先生，他明確表示，“行政壟斷”的提法不科學、不準確，中國不存在所謂“行政壟斷”的問題；中國存在的是有些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國務院早已專門制定了相關的行政法規，明令禁止”。對一般市場經濟國家而言，反壟斷法只反經濟壟斷，不反行政壟斷是合理的，而對于中國則是不恰當的。因為，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過前管制階段和放松管制階段不存在行政壟斷；而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沒有前管制階段，改革中的放松政府管制也與市場經濟國家不同，中國的現實是既存在經濟壟斷，又存在行政壟斷，而且行政壟斷是主要的、大量的和普遍的。黃勇承認存在行政壟斷和楊景宇否認行政壟斷所依據的都是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的反壟斷法，而不是中國的現實。事實上，我們的很多行政部門都在利用行政權力排除和限制競爭。難道政府管制要素價格和資源價格不是排除和限制競爭而是鼓勵和促進競爭？難道政府部門過多過濫的資質資格認證（如衛生部一年10000多例的新藥認證）和批準設立各種各樣的掛靠單位（如牙防組之類）設租尋租和操縱市場，是維護市場競爭秩序而不是破壞競爭秩序？難道各級政府支持某些特定企業做大、做強也是促進競爭而不是限制競爭？因此，借《反壟斷法》出臺之機，應當大張旗鼓地反對行政壟斷，至少是在輿論上如此，而不是討論存在和不存在行政壟斷。不僅如此，就反對市場的經濟壟斷而言，楊主任委員強調的是反壟斷法的出臺不影響中國的外資政策，而沒有看到目前的經濟壟斷與其說主要發生在內資企業方面，不如說主要發生在外資企業領域。且不說感光材料行業被柯達壟斷，中國提出要造大飛機，空客和波音公司合謀要進行制裁。因此，我們不僅要堅定不移地反對國內壟斷，也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國際壟斷。黃委員區別了行政壟斷和行政性壟斷，這一區分不僅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行政壟斷和政府管制的區別，而且從一個方面揭示了反壟斷法在反行政壟斷上的局限。但是，這里存在著明顯的不足和混淆。不錯，政府管制是國家的政策選擇，但是，政府的政策選擇有合理和不合理、合法和不合法之別，特別是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政府管制政策不合理和不合法者甚多。因此，必須明確區分哪些是應當由政府管制的，哪些是不應當由政府管制的。政府該管制的管了，這是政策選擇；政府不該管制的也管了，這是行政性壟斷，自然也在反壟斷之列。而中國的現實是政府該管制的沒有管，不該管制的又管了很多，而且政府部門在規范市場的名義下，千方百計地設立各種管制。這些又都是《反壟斷法》不予規范的。如果說人們對于該不該管制的方面存有異議，那么，從管制的對象和方法上作些區分還是可能的。因為，政府管制對于所有市場主體應當一視同仁，而不應區別對待，厚此薄彼。因此，一視同仁和厚此薄彼就成為區別政府管制和行政性壟斷的一個重要標準。例如，現行土地政策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要進行建設，必須使用國有土地，集體土地要用于非農建設必須經過政府征用，先國有化，然后才能進行建設。這就形成了二元分割的土地權利體系，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農業用地和建設用地是同地而不同權不同價。很明顯，政府這種對土地市場的管制是一種不折不扣的行政性壟斷，而且有悖于憲法關于兩種土地公有制的立法精神。在行政性壟斷中，特別嚴重的是石油、石化、煙草、電信、電力、郵政、民航、鐵路等國有部門的行業壟斷，雖然經過“橫折”、“豎割”和部分公用事業（3523．281，－9．03，－0．26％）（3523．281，－9．03，－0．26％）民營化，但行政性壟斷并未打破。不僅如此，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加速壟斷行業的膨脹，其壟斷結構越來越大，壟斷行為愈演愈烈，壟斷利潤高速增長，對消費者和社會利益的侵害更加肆無忌憚，其背后的利益集團也成長為一個龐大的破壞市場競爭秩序和阻礙深化改革的群體。這才是國內反壟斷真正要解決的主要問題。然而《反壟斷法》第七條規定“國有經濟占控制地位的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行業以及依法實行專營專賣的行業，國家對其經營者的合法經營活動予以保護”。這實際上使得這些壟斷行業獲得了“豁免”權。其次，反壟斷法和國務院有關行政法規是什么關系？既然反壟斷法是市場經濟的根本大法，國務院的相關行政法規是下位法，自然要服從反壟斷法的節制。但是，我們的情況恰恰相反，上位法服從下位法，國家法律服從政府部門的行政法規，而真正起作用的是政府的紅頭文件。反壟斷法也體現了這樣的思想，不僅對壟斷行業規定了“保護”和“豁免”條款，而且規定對壟斷國企和行業的競爭監管由相關的部門法律和機構管理，這將使國企的壟斷行為非但不受《反壟斷法》的制約，反而還受到行業法的法律保護。再次，關于反壟斷法的作用性質問題。反壟斷法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的威懾力，足以對各個主體形成可置信的震懾。這就需要一定的條款來保證。其所以如此，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反壟斷過程是一個高度專業化的過程，不僅有著嚴格的程序，而且要進行大量調查取證工作，同時還要給被調查者以辯護的機會和權利，因而也是一個耗時費力的工作。但是，我們的反壟斷法卻沒有這樣的威懾條款。總之，反壟斷法的通過是個進步，但絕不可估計過高。從中國的現實來看，與其重視立法，不如重視執法，這才是建立法治國家真正要做的事情。否則，就無法改變有憲法而無憲政、有法律而無法治的現狀。[][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