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立楊

　　名導演李安近作《色·戒》系一間諜驚悚片，改編自張愛玲的同名小說。講述愛國女學生王佳芝陷入一個危險感情游戲的故事。她本來計劃以美人計暗殺漢奸頭目易先生，卻意外地對老易生出愛意，遂于千鈞一發之際助他逃走。小說本身將人物心理變異溶化在生活細節中，讀來并不驚險。但其行為可能自有其心理依托。其中，王佳芝的原型是鄭蘋如，而易先生的原型則是丁默村。

　　丁默村于1924年加入中統，北伐前曾赴上海策反北洋系三只軍艦起義。1930年以后被派往上海，以民中校長的公開身份，直接領導一個直屬情報小組，展開活動。日本侵華前夕，他負責的三處解散，以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閑差居昆明養晦。

　　丁默村投敵后所任偽職很多，關鍵的有：偽中執委常委、偽中央特務委員會副主任兼特工總部主任，偽行政院社會部部長，偽政治保衛部副總監……其間，指揮七十六號特工機關，在大上海和重慶分子殺得雞飛狗跳，亂世性命賤于狗，日本記者稱其為“嬰兒見之都不敢出聲的恐怖主義者”，日本戰敗投降，他被軍統局誘捕，1947年7月5日以漢奸罪正法。

　　軍統主導、鄭蘋如出面，暗殺丁默村，結果功虧一簣。事后觀察，可知暗殺技術欠精，設計欠周密，當然也跟丁本人高度防備有關。

　　丁默村極善防身，也極善狡辯，1947年2月，首都高等法院審訊筆錄，由審判長推事金世鼎問他，其中涉及鄭蘋如這一節，問：“上海有個鄭蘋如是你害的……你聽懂沒有？”丁氏回答說，李四群的老婆葉吉卿、吳四寶的老婆佘愛珍都可證明鄭蘋如不是他丁默村殺的，然后他冒出關鍵的一句狡辯：“鄭蘋如為人道德很壞，被告不愿說�！保ā秾徲嵧魝螡h奸筆錄》，南京檔案館整理，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根據當時高等法院、檢察院起訴書、審判書，首次披露）

　　他這一句話，很具欺騙性，把要害責任推在一個年輕女性身上，以男女之事為說辭，企圖留下想象空間，突出曖昧關系，藉以混淆視聽。實際上據汪偽政權的親歷者回憶說，在汪政權中，太多醇酒婦人之道，而丁默村這個“七十六號”的特工首領，他雖然支離病骨，弱不禁風，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色中餓鬼。

　　審判長又問他：“女孩子為國家做特工當然是要犧牲自己貞操的。你陪她買大衣是吧？”丁回答說，他沒有陪在她的身旁，只是用車送，他在車上，殺手用槍打車子，并未打中目標。這個供述和眼下報刊渲染的驚心動魄的細節頗有不同，譬如，他如何在她身邊選購付款，怎樣把錢拋灑一地，如何在商店玻璃門瞄到殺手的身影，如何制造混亂迅速逸脫，好像剛強與溫柔并濟型的007詹姆斯·邦德一樣……他的供述說明他高度防備到杯弓蛇影的地步，這些人選擇了鋌而走險的生涯，事實上也是隨時都有殺身之禍，所以他根本沒有下車。然后，他還加以說明，鄭蘋如被捕后遭槍殺是實，但不是經他的手，也不是他的意思。

　　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和收場》對鄭蘋如死難之事最后關節點有所陳述，最為可信�！班嵦O如是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檢察官鄭鉞之女……她常常騎了一輛腳踏車由學校返家，必然經過我的門口，一個鵝蛋臉，配上一雙水汪汪的媚眼，秋波含笑，桃腮生春，確有動人豐韻。在審訊中，鄭蘋如承認了為重慶工作，而且是奉軍統之命行事……丁默村最初也余情未斷，頗有憐香惜玉之心，并不一定欲置之死地。一天在佛海住宅中午飯，我也在座，許多汪系要人的太太們紛紛議論，事前都曾經到她羈押的地方看過，一致批評鄭蘋如生得滿身妖氣，謂此女不殺，無異讓她們的丈夫更敢在外放膽胡為。默村的太太當然是醋海興波，而其余的貴婦人們尤極盡挑撥之能事，當時我看到這樣的形勢，早知鄭蘋如之將必難幸免�！�

　　抗戰勝利，周作人被捉拿到南京，關進監獄。他的獄中詩作，很少直接涉及降日后的生活，日據時期的人物也似在有意避免。但似乎究竟難以“藏拙”，一點信息還是漏出來了。他的一組感逝詩，分別寫梅思平、林柏生、傅筑隱，都寫在他們斃命之際。這三個雖然接觸不多，但都是文人學者，同氣相求還是可以說得上的。

　　這組詩里面，還有一首是寫在丁默村斃命之后。一方面兔死狐悲，另一方面，他們雖說不上有什么實際接觸，但他的詩流露的情緒反而很抬舉丁氏。

　　“英雄一死尋常耳，午月終兇事或誣。贏得眾生齊拊掌，投身應悔飼耶呼�！彼�自注：越十六日而丁默村卒，在小暑前三日，耶呼者，人形之劣等動物，見《格列佛游記》。詩中替丁氏捧場定位為英雄，有點滑稽；又將他們剛剛依附過的日軍認定為劣等東西，是醒悟是反�。坑悬c突然。

　　張愛玲從人性的角度、李安從情色男女角度詮釋主人公的行為軌跡，但就算美女間諜臨危救了漢奸頭目一命，其藝術效果仍似霧里看花，隔著一層，不甚真切。

　　丁默村投敵全然從人事斗爭落敗，意志不遂作為出發點，怨而成恨，轉而投敵，純屬一種怨婦式的報復，而置家國于不顧，民族觀念拋諸腦后。

　　可怕的是，這樣的投敵潮，不是丁氏一個人而是一大批人，不是民國那一特殊時期而是明末等前朝從來就大規模上演過的。

　　可是在美國那樣民治、民有、民享的國家，像陳納德那樣的老軍人、甚至麥克阿瑟那樣的軍界巨頭，所受的委屈、打壓、折損、架空……所受白宮辦公室小白臉的奚落，所受的參聯會、陸軍部、海軍部的掣肘、其重壓之巨大、冤深，也算得上是登峰造極了，但美國從未出現過大規模、甚至是個別性的投敵的影子，又是為什么呢？恐怕以民族性、狹義的文化傳統都解釋不通，最關鍵的節點似乎還在體制，其國家體制充分實現個人的權利、自由，一切人生競爭的基礎和起點是平等的，他們所受的委屈最終可以找到宣泄、扭轉的出口，而不至心理失衡；他們的人生同樣需要出路，但從來不像丁默村們稍有不遂便轉向極端，一條道走到黑。麥克阿瑟當年被強行解職，回到美國的當天，人民歡迎、擁戴他的情形、輿論的公開支持，都是在和總統叫板，這是其轉圜余地重要的一種。

　　而丁默村們是拿生命、尊嚴去下賭注，毫無收縮延展的余地，可見體制的力量，使某種人生坐困愁城，乃是一切悲劇的根源、一切悲劇總的起點。這恰恰是小說家、電影家未能深度闡釋，未能挖掘表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