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桑榆

　　清人孫家淦，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老臣。乾隆帝弘歷初登龍椅時，還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伙，當時身為左都御史的孫家淦以其年輕氣盛，初持國柄，特上《三習一弊疏》，進行勸戒。此疏后來廣為流傳，孫家淦也政聲愈隆，更令朝野各階層人士敬重。

　　孫家淦在疏中說，君主有“三習”，不可不慎戒之。何謂“三習”？一是君主“出一言而盈廷稱圣，發一令而四海謳歌”，時日一久，耳朵便只能聽得進歌頌之聲，不歌頌者就被視為忤逆，始則拒聽諫言，繼而對不善歌頌的木訥者生厭，到后來，對那些頌揚之詞不夠工巧的人也要黜退，這叫“耳習于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二是君主整天看到都是趨附諂媚，惟命是從之人，時日一久，雙眼便只能看得下諂媚之態，不諂媚者就被視為對我懷抵觸之心，始而斥退那些態度倨傲不拘禮節之人，繼而疏遠那些敢于規諫的正直之臣，到后來，對那些拍馬逢迎不夠巧妙者也被視為對我的冒犯，這叫“目習于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君主對天下大事見得多了，就覺得一切都不足為奇；處理國家政務時間長了，就覺得世上沒啥難事，如此一來，不但會以為自己英明偉大，別人都是庸碌之輩，而且會自以為是雄才大略而處事草率，亂作決策，結果從別人口中問不出自己有何短處，自己也看不到為政有何失誤，于是隨心所欲而自以為不逾禮法，號令一下便要人必須執行，這叫“心習于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養成，必生一弊——“喜小人而惡君子。”

　　君主有喜諛惡直、喜柔惡剛、喜從惡違之三習，為何會生出喜小人，惡君子之弊？孫家淦接著分析道，進君子而退小人的道理，自古以來，無論一流的明君還是二三流的君主都明白，而那些自以為英明的君主，更是以為所用者必是君子而決非小人。然而面君奏對，君子訥于言而小人滿口諛辭，恰與耳習相投；君子拙于奔走周旋，而小人則精通此道，恰與目習相投；考核政績，君子只知埋頭苦干而恥于表功，小人則精于迎合上意善于弄虛作假以顯示其勤政，恰與心習相投。君主溺于三習而不覺，就會對小人的話怎么聽都十分悅耳，對小人的形態怎么看都十分悅目，對小人的才能怎么考核都十分稱心，“于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造成這樣的惡果，其害就大啦，君主會不知不覺地被小人所左右，稀里糊涂地陷入小人的圈套，到此地步，則黑白可以顛倒，東西方向都可以改變。天下治亂之機緣，雖然多因君子小人之進退而轉變，但君子小人進退之機緣，則把握于君主之一心，而君主的自以為是之心，正是小人能夠得志并擾亂朝政的媒介。

　　也許是青年弘歷剛坐上龍椅，還比較謙虛，覽疏之后，不但沒有“大怒”，而且“嘉納”之，并將此疏宣示于朝，孫家淦也隨之升任刑部尚書，總理國子監事。但弘歷晚年卻陶醉于文治武功，驕矜自是，聽任和王申專權橫行，三習一弊似乎一個都不少。

　　縱觀歷史，有三習一弊的皇帝老爺，可謂多矣。其實，何止皇帝老爺愛患此疾，而今一些地方長官、機關或行業的領導，患有此疾者也為數不少。耳之所聞皆歌頌之聲，目之所見皆恭敬之態，心之所想無不如愿以償，時日一久，自然是宵小之徒環繞，正直之士遠離。這些人所面對、所經歷的一切，可謂與古代的皇帝大同小異。試看那些因垮了臺而所作所為被媒體曝光的貪官污吏，有幾個不是三習根深蒂固，一弊為害不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