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一般的意義上看，理性是指更有助于個體或組織“活得了、活得好、活得久”之目標的達成，既可以用事后實現的目標或結果水平來衡量，稱為實質理性；也可以用事先選擇的手段或途徑優劣來評估，稱為過程理性。實質理性關注結果是否最佳，過程理性重視程序是否合適。

　　若事先過程與事后結果之間存在著必然的因果聯系，則只要做到過程理性，就可結出實質理性之果，從而實現過程與實質的雙重理性。一般情況下，遵循過程理性原則，按職責、規則、慣例等行事，不一定就能取得最佳結果；遵循實質理性原則，采取可能帶來最佳結果的做法，不一定正好符合程序規范。

　　就理性的評估而言，如果說衡量“活得了、活得久”，與管理行為的科學性相關，也許存在著相對客觀的指標，如企業的盈利多少、效率高低等；而衡量“活得好”，與管理行為的道德性與藝術性相關，必然涉及相對主觀的指標，如社會規范、價值體系、個人偏好、幸福感受等。

　　理性涉及道德性、科學性、藝術性等多向度因素，一方面，不存在歸一化的統合衡量指標；另一方面，即使能夠找到這樣的指標，也會因人、時、地、情境等變化而變。更注意到個人對于信息的選擇性知覺，可以認為，縱使是那些相對客觀的所謂科學性指標，實際上也只是觀察者主觀意識到的客觀。

　　應該看到，任何人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會與組織框架之中的，這決定了其行為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組織與人際互動因素的影響，如他人及自我的信念預期、規則慣例、角色意識等，即使是基于無意的直覺判斷或情感響應的行為，實際上仍帶有一定的社會可預見性，也就是體現在生物基因與社會文化共同演化之中的理性。

　　理性可能伴隨著標準、規范、按常識行事等。相對于非理性，理性并不等同于最佳。特別是在應對創新、競爭、變化，需要突破思維定勢時，采取非理性的做法有時反而更有效。例如，在對抗性博弈中，招無定勢等看似無理性的做法，使他人難以按常規、常理、常情應對，卻能起到比理性做法更好的作用。

　　總之，管理的關鍵在于管得有理，理有多樣性，是否完全可衡量、可統合、可分解？時時處處講理性，一概排除非理性，到底該不該？能不能？顯然，以人類之有限認知，探世界之無限變化，追求極端的絕對理性或非理性，既沒必要也無可能。對于這一點，在討論管理行為中的理性問題時，必須引起特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