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統煤炭產業為依托、以“能源新產業”為方向的艱難嘗試

　　■本報記者陳宏偉曹英費建法

　　實 習 生張琴琴馬也

　　“比過年還熱鬧！”太原市民對記者如此評價這幾天當地的氣氛。

　　對于太原乃至山西省而言，9月16日到18日由商務部和山西省共同主辦的中國（太原）國際煤炭與能源新產業博覽會，的確可以算是個節日。

　　從直接意義說，這是到目前為止山西省主辦的惟一的國家級展會，也應當是山西迄今為止舉辦過的國際化水平最高、專業化特征最明顯的高規格展會。

　　更深意義上看，眼下山西正進入煤炭資源整合“三大戰役”的最后沖刺階段，煤博會恰如其分地為亟待轉型的山西煤炭相關產業搭建了與國際能源企業在產業、項目、資本等方面合作交流的平臺。

　　煤炭產業的“愛恨情仇”

　　圍繞著一團白色，黑、紅、綠三種色彩旋轉律動，這是煤博會的徽標，也交織著山西人對煤炭產業的“愛恨情仇”：黑色代表煤炭，紅色代表能源，綠色代表環保，白色代表化工，旋轉意指循環經濟、和諧發展。

　　就煤炭而言，山西煤炭探明儲量約占全國1／4，年產量約占全國1／3，年調出量占全國省際煤炭凈調出量3／4，年出口量占全國1／2。幾個簡單數字，山西煤炭在全國地位不言自明。

　　山西全省現有87個產煤縣，財政收入的40％—50％來自煤炭，其中國家級重點產煤縣36個，財政收入70％以上來自煤炭。加上煤焦產品的各項政策性專項基金收入，全省煤炭工業的收益占全省可用財力的50％左右。

　　從能源角度看，煤炭消費占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70％。中科院院士謝克昌說，即便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消費的比例達到15％，煤炭的消費比例依然將高達60％。

　　山西省代省長孟學農說，未來二三十年，中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不會發生根本變化。結合山西煤炭儲量與產銷量情況，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如今，山西向全國28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供應著能源。

　　環保方面，山西人往回看時，或許就只有隱痛了。據謝克昌掌握的數據，每生產100萬噸原煤，要動用250萬噸煤炭儲量，浪費280萬噸水，死亡三到六個工人。全國二氧化碳排放的70％、二氧化硫排放的80％、煙塵排放量的70％，都來自燃煤。

　　2004年中科院可持續發展研究報告顯示，山西省的可持續發展能力、生存支持系統、環境支持系統分別排在全國第28位、第31位和第30位，數字的意義也毋須多說。

　　以煤化工為代表的新產業發展方向，以及和諧、可持續發展模式，是山西人的理想。因為傳統發展模式帶給山西的問題遠遠不止環境負擔：

　　《山西煤炭工業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當中，列舉了眼下山西煤炭工業存在的七大問題：

　　行業管理職能弱化，產業集中度低，礦區接續和替代產業發展任務艱巨，煤炭企業成本核算體系落后，煤炭企業負擔沉重，煤礦安全生產基礎薄弱，職工收入和生活水平偏低。

　　“拿出任何一條，背后都是沉甸甸的經濟社會現實問題。”山西省經濟委員會一位官員對記者說，“我們流行一個形象的比喻：長期以來，山西就是中國經濟的鍋爐房，一方面為全國提供經濟發展所需能源和動力，另一方面，將諸多問題留給了自己，環境代價巨大、社會負擔沉重、產業結構產生路徑依賴，轉型艱難。”

　　山西省鄉鎮煤運集團公司董事長梁謝虎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很多人只看到山西煤炭好的一面，比如技術進步、生產安全性提高，但其實潛在危險很大，只不過危險被較好的市場行情掩蓋了。

　　“山西50年內離不了煤。這不是什么值得高興的事情，我們挖10噸煤只能換一部手機。” 梁謝虎說，“如果不及時下大力氣調整產業結構和增長方式，山西將面臨著典型的產業空洞化命運。山西50年后靠不了煤。”

　　由面向歷史、面向傳統產業，轉而面向未來、面向新興產業的轉身是必須的。

　　“血淋淋”的整合之路

　　山西大張旗鼓地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至少有近10年歷史。但比照最新的2006年工業經濟運行數據，就能想見調整背后之難：

　　根據山西省經濟委員會提供的資料，2006年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共完成銷售收入5684．5億元，其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各種礦產采選業、煉焦工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等幾個傳統產業共計完成銷售收入4577．96億元，占比80．5％；2006山西省工業利潤構成中，煤、冶、焦、電四大產業占了89．1％。

　　因此，更現實和準確地說，對存量傳統產業，只能盡可能整合、改造、提升，通過做增量文章逐步完成調整。

　　前省長于幼軍主政山西以后，對傳統產業整合工作力度空前加大，山西人人都知道“三大戰役”。

　　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段建國對本報記者說，從2005年底開始，山西省依法關閉所有非法小煤礦，第一戰役關停8376個非法礦點；第二戰役在2006年，對年產9萬噸以下的合法小煤礦以經濟方式進行整合，大約淘汰1363個生產方式落后的小煤礦。在此基礎上，對20萬噸到30萬噸的中型煤礦改造提升、兼并、重組；2007年初打響的第三戰役，致力于加快培育和發展大型集團，力爭在“十一五”期間，全省整合重組形成2－3個億噸級生產能力的特大型煤炭集團公司，3－5個5000萬噸級以上生產能力的大型煤炭集團公司，大集團控股經營的煤炭產量達到全省總產量的70％以上。

　　“整合是什么概念呢？淘汰的落后產能相當于山西2005年ＧＤＰ總量的1／5，接近1000個億。”今年4月20日，于幼軍在中央駐晉媒體座談會上說，“‘壯士斷臂’不僅是一個文學語言，不好說血淋淋的數字，但確實有這么一批數字在支撐。”

　　在《山西省工業經濟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中，有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整合目標，以煤炭工業為例：30萬噸／年以上礦井煤炭產量要占到總產量90％以上，其中大集團、大公司產量占到70％以上。120萬噸／年及以上礦井采掘機械化程度達到100％，60－90萬噸／年礦井達到70％，30萬噸／年礦井達到50％。

　　從這意義上講，2006年6月15日出臺的《國務院關于同意在山西省開展煤炭工業可持續發展政策措施試點意見的批復》是山西煤炭工業轉型的“尚方寶劍”。由此，山西產業結構調整被提到更高的戰略層面，也更有制度和體制保障。

　　比如煤炭工業可持續發展基金，截止到2007年8月11日，山西省共征收煤炭可持續發展基金61．82億元。不管這些錢最終用到何處，毫無疑問的是，它為結構調整創造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山西轉身的支點

　　有了產業整合的初步成果和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的基礎，有了制度保障和可持續的資金來源，山西轉身的力度和幅度要加大了。

　　山西省經濟委員會主任洪發科對本報記者說，眼下是山西煤炭能源企業改造、升級、轉型的歷史轉折點。

　　山西向后轉，眼光向前看。往哪里轉？這在山西的發展戰略里已經寫得比較清晰：由煤炭、電力、焦化、冶金等“四老”產業，向煤化工、裝備制造、材料工業和旅游等“四新”產業轉型。

　　對比新老產業相關數據，就前“三新”所指工業領域而言，轉型之艱難也是不言而喻的：記者根據山西省2006年規模以上工業主要行業經濟指標推算，2006年山西化工產業銷售收入占工業銷售收入的比重僅約為5．2％，煤化工占的份額自然更小；各種設備、器材制造業占比為6．5％；而材料行業銷售收入在總構成中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倒是在全省工業虧損企業虧損構成情況中，建材占比17．1％。

　　“正因為都處于很初級的水平，才要提升它們的戰略地位。”洪發科說。

　　“轉身必須有支點，我們的支點就是煤炭產業。”山西省社會科學院能源經濟研究所所長王宏英對本報記者說。

　　有說法稱，本次中國（太原）國際煤炭與能源新產業博覽會，原本只叫國際煤炭博覽會，“能源新產業”幾個字是于幼軍后加上去的。

　　一些熟悉的產業被歸置到一起，套上了一個陌生的概念。記者采訪了山西省經委、發改委、社科院諸多官員、專家，沒有人能對“能源新產業”下一個準確定義。

　　“這也是一種創新。”王宏英說。

　　按王宏英理解，能源新產業應當包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產業，但就山西具體情況而言，更主要的是指以煤炭為基礎的傳統產業的延伸和擴展，主要包括煤層氣利用、煤化工、與煤炭有關的設備制造，以及與煤炭有關的材料業。

　　煤層氣的理想與現實

　　從“煤礦安全生產的第一殺手”，到被公認為更清潔、更高效、更安全的新能源，煤層氣用大約20年的時間完成了身份變換。

　　美國、澳大利亞、俄羅斯、加拿大等國家對煤層氣開發的成功嘗試逐步掀起一場“新能源運動”。

　　對于這種與天然氣成分相同、探明儲量與天然氣相當（超過30萬億立方米）的新能源，中國從10年前開始重視。

　　有人算賬，每年抽取煤層氣200億立方米（接近于美國煤層氣1994年的產量或前兩年中國天然氣的年總產量），也足夠使用50年－100年。

　　一個相對得到公認的說法稱，山西煤層氣資源量約為10萬億立方米，占全國總儲量1／3，與煤炭一樣，三分天下有其一。

　　據統計，2006年，山西煤層氣利用已達到3．27 億立方米，瓦斯發電總裝機容量已突破10萬千瓦，發電量達到1．82億千瓦時，民用瓦斯達到1．13億立方米。

　　山西煤層氣利用以晉城煤業集團為最先進，利用量達到1．257億立方米。除用于發電外，還在探索和實施煤層氣合成油項目和液化項目；

　　陽煤集團每年煤層氣利用量約有6000萬立方米，除發電項目外，用于一個80萬噸氧化鋁項目；

　　此外，潞安集團、焦煤集團、省監獄管理局，以及晉城、陽泉、呂梁、晉中等市的地方煤礦瓦斯抽采和利用也可圈可點。

　　“不過，煤層氣利用沒有想象的那樣簡單。”陽煤集團副董事長石盛奎對本報記者說。

　　石盛奎說，煤層氣有效利用必須同時滿足三個條件，一是含氣量。只有每噸煤含氣量大于10立方米，才有開采價值；二是氣的甲烷濃度。濃度達到90％以上的煤層氣才有最高的附加值；三是煤層透氣性系數。透氣性系數在0．1以上，才具有開采價值，否則“氣抽不出來，干著急”。

　　“從這三個條件看，誰也說不清中國有多少可利用的煤層氣，說山西有10萬億立方米也沒有意義。”石盛奎說。

　　采氣技術也是障礙。由于不同煤田之間在煤層的地質構造條件、煤層變質程度、氣飽和度、儲存壓力、對氣體的吸附與解附性能、巖體的可壓裂性能、滲透性能等各有差異，情況相當復雜，故采用的開采手段各異，適合于這個地方的技術，不一定適合其他地方。

　　還有資金問題，強化勘探開發是保證煤層氣產能規模的根本，從1980年代初到1994年，美國進行煤層氣勘探開發總投資約35億美元，而中國目前，無論在資金投入、技術掌握程度以及合理的組織管理上均遠為不足。

　　山西省能源研究會會長吳達才說，山西開發煤層氣需要得到國家6項政策支持：一是政府應對煤層氣勘探費用直接投入，二是政府應對煤層氣開發利用組織科技攻關，三是吸引國外資金和技術進行風險投入并保障其合法權益，四是煤層氣開發利用向民營資本開放，五是稅收優惠，六是定價方面的支持。

　　煤化工的希望與尷尬

　　山西省粉煤氣化工程研究中心總工程師王洋，現在最擔心的事情是自己的學生被國外公司挖走：

　　“人家開價就是四五十萬元年薪，在我這里，他們只能拿十萬。我有什么理由留住他們呢？”

　　幸好絕大多數人還沒走，“走了五六個骨干，也很令人痛心。”王洋說。

　　王洋從1980年開始研制煤氣化設備，至今27年。想解決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能有效利用灰分含量高和灰熔點高的煤灰，二是處理量上規模。

　　“現在灰分含量從5％到40％都可以做，處理能力可以達到每天300噸煤，正在研制日處理能力1000噸煤的爐子。”王洋說，“不敢說我們的技術國際領先，但一是適合中國煤炭特點，國外好多爐子進口到國內都不能用；二是可以與國際同行平等對話。”

　　正如前面所說，錢是一個問題。王洋說，我們搞同樣的研究，花的錢只相當于國外的1／10，“是將就著做”。

　　事實上，王洋得到的外界支持已經令人羨慕了：被國家列入863計劃，省發改委大力支持，有企業出資……

　　經過大量采訪對比，記者感覺到，在煤化工領域，王洋他們算是不錯的：有技術、有人才，也算有資金。

　　作為“四新”戰略最重要組成部分，煤化工產業被山西結構調整寄予厚望。

　　煤焦化、煤電石、煤合成氨等傳統煤化工，由于門檻低、能耗大、污染重，已被國家政策列為限制發展的范圍。

　　原山西省化工廳廳長、化工專家白玉祥把山西省煤化工的發展歸結為五個方向：肥、醇、炔、苯、油。

　　方向明確，困難不少。按照《山西省化學工業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描述，由于長期以來山西工業發展“跳不出挖煤的怪圈，制約了煤化工產業的發展”。

　　據統計，山西化工行業工業總產值占全省比重一直在下降，1990年是12．87％，1999年是11．97％，2005年是5．9％，2006年是5．2％。

　　技術力量弱、資金少、資本層次低、人才匱乏、水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等是制約山西化工業發展的多條繩索。

　　相對天然氣和石油，固態的煤處理起來要更為復雜。“從技術上講，煤化工的規模化是發展的瓶頸，內蒙古和寧夏的煤化工很快就會超過山西。”三維集團副總張建平對本報記者說。由于產業政策限制，該公司主產品正從乙炔轉向原料日益緊缺、重復建設嚴重的粗苯，前途未卜。

　　天脊集團總工辦主任李水弟說，核心技術是煤化工的短板，實驗室用的都是優質原料，實際應用中行不通，企業沒有能力整合產學研，需要國家來做這事。

　　同煤集團非煤項目部科長蘭志成提到人才問題：2005年集團投資近8000萬元上了個甲醇項目，因為趕了個甲醇高價格尾巴，還算成功。想繼續做大，隨即遇到人才和技術問題。同煤有個說法，“讓同煤的人去挖煤，不給錢也能挖出來；要是搞其他，給再多錢也干不了。”

　　“招過人，也能招來，但留不住，國有企業論資排輩，新人待遇低，熬不住。”蘭志成說。

　　與此同時，山西許多業內人士對本報記者表達了化工業與水資源及環境的矛盾：

　　白玉祥稱，發展化工業時，需要考慮山西的環境容量。化工企業恰恰是用水大戶，比如10萬噸二甲醚項目一天需要8000噸水，這勢必給缺水的山西制造難題。

　　“山西之長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前省長于幼軍曾如此感嘆。

　　“1噸合成氨要100噸水。山西要搞大規模化工產業，二三十年內恐怕水的問題解決不了。”石盛奎說。

　　還有投資。煤化工行業對資金需求巨大，以煤變油為例，神華集團的煤變油項目，100萬噸裝置，投資100億，這是絕大多數企業無法想象的。按此計算，山西“十一五”規劃重點項目所需資金至少在220億元人民幣。

　　“如果一定要搞這類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項目，惟一思路是高技術、高起點、大規模。”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王宏英說，“小打小鬧非出亂子不可。”

　　煤機產業“有條件實現”的目標

　　山西煤礦機械制造有限公司總經理劉維東，至今還記得上世紀末煤機市場疲軟時的凄慘景象：臨近過年，廠里表彰勞模，拿不出2萬元資金，只好跑到大同礦務局求援。“煤炭企業不好，煤機企業跟著受累，后來，都變成最原始的以物易物。”

　　劉維東他們算是挺過來了，但整個山西裝備制造業的問題并沒有解決。

　　按照《山西省裝備制造業“十一五”發展規劃》所說，山西的裝備制造業缺乏帶動型的整機產品和規模效應突出的產品；缺乏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生產集中度低；專業協作化程度差。

　　據當時的太原礦山機械廠不完全統計，2002年，在山西本土煤礦中，使用山西本地煤機的煤炭企業不足1／3。這個現象至今未得到根本改變。

　　事實上，山西煤機產業脫胎于軍工，技術力量雄厚。就單項產品而言，技術、質量都過硬，比如太原礦山機械集團公司生產的大功率電牽引采煤機，國內市場占有率達60％以上，煤炭科學研究總院太原研究院生產的短臂機械化開采設備國內市場占有率更達到100％。

　　單項過硬，成套不行，出路在于整合。為使本地煤機完成成套系列設備的突破，山西于2005年12月，以太重集團為龍頭，整合了太原礦山機器集團有限公司、山西煤礦機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國有產權，聯合山西焦煤集團、大同煤礦集團、陽泉煤業集團、潞安礦業集團、晉城無煙煤礦業集團、山西煤運公司、山西煤炭進出口公司等7家煤炭生產經營企業，共同組建了太原重型機械集團煤機公司。

　　此后，太重煤機又聯合平陽重工、煤科總院太原分院等9家煤機企業，于2006年8月組建了太重煤機成套公司。

　　“我們為客戶提供‘交鑰匙’工程，從成套設備的設計到設備制造、設備安裝、設備維護一系列工程都由我們完成。”太重煤機成套公司總經理費續東告訴本報記者。據稱，煤機成套公司成立不到一年，就有了近1億的收入，發展勢頭良好。

　　按《山西省裝備制造業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到2010年，全省主要煤機產品的銷售收入達到80億元，為煤機配套的相關機電產品及煤機配件的銷售收入達30億元。

　　“這個目標的實現是有條件的。”山西省經濟委員會一位官員說。

　　“對于煤機產業發展，政府口頭上重視，行動上忽視，只打雷不下雨。”山西平陽重工機械有限責任公司營銷公司經理侯志軍說，外省某煤機廠液壓支架以前不如平陽重工，現在異軍突起，變成全國老大。原因之一是該省經委下過一個內部文件，要求省內煤炭企業在同等價格和同等質量下用本省制造的煤機。隨后，又對這些企業給一定的融資和稅收支持。

　　太原礦山機器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孟濤對本報記者說，在市場方面，國有企業將遇到國外先進企業的技術實力和國內民營企業靈活的營銷手段的雙重挑戰。

　　外資“一本萬利的期待”

　　可以這樣概括山西“轉身”的現實：有資源基礎，有轉型決心，有發展思路，有現實困難。

　　“除了用好、用足、用活煤炭工業可持續發展工作試點的相關政策，積極進行制度創新之外，加強與國內外企業進行全方位合作是關鍵。”山西省經委主任洪發科說。

　　煤博會無疑為山西能源企業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全球能源巨頭投資山西能源產業，提供了一個交流和合作平臺。

　　此前，山西已經加快了對外開放與合作的步伐，山西能源企業不斷出現在珠三角和長三角。

　　與此同時，國際能源巨頭也開始聚焦山西，將投資的重點轉向山西的煤化工等煤炭深加工產業。去年，港洽會的招商引資項目中，近一半都是能源板塊的項目。

　　此次煤博會則吸引了美國ＧＥ、南非沙索、日本小松、瑞典ＡＢＢ、澳大利亞西太平洋銀行等來自18個國家和地區的103家境外企業參加。

　　在博覽會開幕當天舉行的高峰論壇上，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熙來表示，中國商務部和中國政府的相關部門，都會對博覽會上達成的合作項目給予通力支持，提供各種便利。

　　在中國政府提出“互利合作，多元發展，協同保障”新能源安全觀的指導下，近一段時間以來，有利于外資進入中國能源領域的政策陸續出臺：

　　為了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降低了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型產品的

出口退稅率；產業目錄進行調整，對外資企業投資節能減排項目給予政策優惠；吸引各國有實力的能源公司到中國投資興業；鼓勵國內企業與其他國家企業開展能源勘探、開采、冶煉等方面的合作。

　　薄熙來說，中國在煤炭綜合利用和科學利用方面將邁出歷史性步伐，愿意來華投資合作的外資企業將面臨廣闊的市場前景，“可以有一本萬利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