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仕春

　　路修到一半，發現前面擋著十幾株受保護的紅樹。是砍掉紅樹按照原規劃修建，還是修改規劃，另行選址、征地，多花上千萬元為紅樹讓道？海南省文昌市政府最終做出抉擇：保住紅樹！讓正在修建的文東路改道、文東橋下移30米。（9月18日《新京報》）

　　為保護被譽為“海岸衛士”的珍稀樹種紅樹而讓市政道路改道，文昌市政府的做法確實值得嘉許。正如有輿論所說，此舉體現了文昌市政府較強的保護生態意識，而且在錢與法之間，文昌市政府選擇尊重法律，真正是在依法行政。

　　但問題是，這樣的改道之舉卻是典型的事后亡羊補牢，“路修了一半才發現”折射的其實是一種決策失誤，伴隨著這樣的失誤需要新增上千萬元資金。對于經濟還不發達、財力十分薄弱的文昌而言，上千萬元資金的意義不言而喻，而這卻是因為決策失誤而交的無謂的“學費”，其實質是對納稅人血汗錢的浪費。

　　國家

審計署李金華審計長曾說過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有的領導干部貪污幾百萬元被判了刑，大家拍手稱快，但有的領導大筆一揮造成決策失誤，可能一下就損失十幾個億，比貪污腐敗更可怕。在我們慣常的價值判斷里，貪污的“有形之手”往往總能“斬之而后快”，而對決策失誤這樣的“無形之手”造成的浪費卻一直缺乏有效的問責，更極少看見有決策者因此烏紗落地的。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國家最大的浪費莫過于戰略決策的失誤，這樣的例子也不勝枚舉：

　　曾被珠海市列為一號“政績工程”、號稱“全國最大最先進最新潮”的珠海機場，目前“僅基建拖欠就達17億元”。該機場建成后每月客流量四五萬人次，只相當于廣州白云機場一天的客流量。原機場設計客流量是1年1200萬人次，但是2000年只有57萬人次，利用率還不到 1 ／24。

　　三門峽水庫由于設計上的缺陷，使得水庫發電和上游泥沙淤積之間形成了尖銳矛盾，導致黃河中游的重要支流渭河變成懸河，多次發生水災，沿岸民眾受害不淺。

　　我國1978年完成“運十”飛機的設計。然而，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由于不舍得再投入后期的20億~30億元資金，有關部門將這個項目下馬，不僅使前期的5億元資金白白浪費，而且失去了一個關乎中國幾千億甚至幾萬億元的干線飛機市場……

　　據世界銀行估計，從“七五”到“九五”期間，投資決策失誤率在30％左右，資金浪費及經濟損失大約在4000億至5000億元。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如果是因為歷史條件所限或技術缺乏出現決策性失誤，這似乎還有可寬宥之處，但怕就怕那些依然停留在拍腦袋層面的想當然決策、剛愎自用缺乏公眾參與的個人或部門封閉性決策。比如這次市政道路改道，我相信，作為與民生休戚與共的市政工程在規劃階段形成必要的預判并非難事，但相關部門就是“不想為”，導致了后期如此被動的改道，引發了巨大的行政浪費！

　　決策失誤，禍國殃民。要落實

科學發展觀，其題中應有之義首先就應該是向決策要質量、要效益，而不能總是“拿錢”后依然買不來“教訓”，在此起彼伏的馬失前蹄后依然麻木不仁，失誤不斷。

　　筆者以為，要避免決策失誤，減少損失浪費，必須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決策機制，既包括常態化、制度化的決策機制，同時更包括決策后的失誤追究、賠償和辭職機制。只有敢于向那些不負責任而盲目決策的領導干部“開刀問斬”，才能切實規范好領導者決策的“無形之手”，才能減少一些市政道路改道這樣的尷尬！高姿態的改道之舉固然可貴，但我們不妨多問一句：改道造成的浪費該由誰來埋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