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海寧

　　日前閉幕的全國住房工作會議要求，“省級政府對轄區內住房保障、住房供應和房價穩定工作負總責，市縣政府是責任主體”。把“房價穩定”和住房供應及住房保障一起，作為對作為“責任主體”的地方政府進行住房行政考核的三大內容，表明中央高層對地方政府在抑制房價上的“無能為力”，已經感到難以容忍。（9月3日《中國經濟周刊》）

　　不管是針對廉租房制度建設、公積金政策執行不到位現象，還是針對房價上漲過快的問題，之前，建設部多次表示要對執行中央政策不力的地方政府負責人進行問責。可以說，去年以來“問責”一詞在樓市調控中出現頻率之高前所未見。然而，我國從1998年就提出建立廉租房制度，但到去年底全國仍有約20個地級以上城市沒有建立廉租房制度。同時，調控中的房價上漲幅度更是驚人，畸形態勢已經從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墒�，至今未有一個地方官員因此而受責。

　　筆者分析原因有幾點：一是以ＧＤＰ為核心評判官員政績的現行

考核機制沒有根本改觀；二是所謂“問責”有口號無內容，至今沒有相配套的懲戒措施出臺；三是每個城市對抗調控政策的方式都是軟對抗，都準備了一大堆說辭來應對建設部；四是“問責”至今沒有抓典型，以至于沒有震懾效果，導致“你調你的控，我漲我的價”。

　　全國住房工作會議這次雖然明確地方政府“三負責”制，即“省級政府對轄區內住房保障、住房供應和

房價穩定工作負總責，市縣政府是責任主體”，這次明顯提高了問責的級別，加大了問責的力度。但是，還是存在一個誰來問責的問題，如果繼續由建設部作為問責主體，實踐證明效果不佳。如果國務院親自來問責，效果不容質疑，但同樣沒有解決一個根本問題，即拿什么作為標準來認定地方房價上漲過快、地方政府失職？

　　如果以房價上漲幅度作為認定標準，對每月房價上漲前5名或前10名的城市負責人進行問責，就存在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化的問題。譬如，廣西北海市今年以來房價漲幅力壓北京、深圳，位居全國70個重點城市第一，當地民眾怨言不斷，按說理應適當問責，然而北海市負責人非但不認為房價上漲過快，反而認為屬于正常，不是泡沫經濟，而且未來房價漲幅可能繼續領跑。至于原因嘛，有很多，譬如說，北海房價漲幅第一有當年樓市泡沫遺留致基數太低的原因。

　　如果以房價收入比作為認定標準，來衡量一個城市的房價是否過高，問責時也難以順利實施。房價收入比是指一個城市的平均房價與每戶居民的平均收入之比，過去是衡量一個城市房價漲幅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據之一。但問題有二：一是居民平均收入計算不科學，隱性收入并沒有納入統計體系，所得出的數據自然就含有水分；二是房價統計數據，用建設部某負責人的話來形容，是“大體可信，相當不準”。既然房價與收入統計都存在問題，那么房價收入比作為認定標準自然就會遭遇質疑。

　　總之，如果以統計數據來認定地方房價漲幅過快，很難讓地方政府心悅誠服，而且地方政府很可能會在統計數字上想辦法，或像

福建省某市“統一”公開數字，或干擾統計方式，最終會把利于自己的數字呈現出來。

　　因此，要想落實穩定房價和住房保障的調控政策，不在于說了多少“問責”，甚至也不在于誰來說“問責”，問題的關鍵是要用制度來保證“問責”的落實。而問責制度最關鍵的一點是出臺標準，既要明確房價漲幅的“紅線”，又要明確觸犯“紅線”后應承擔什么樣的后果。只有制度在先，才能把問責落到實處，進而把穩定房價的政策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