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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法律界人士指出，東北高速丟款案件的背后，實質上是一起“以存單為表現形式的借貸糾紛案件”。

　　按照最高法的司法解釋，這種案件包括三個主體：出資人、銀行一類的金融機構、用資人。出資人通過金融機構將款項交給用資人使用，由銀行向出資人出具存單等或與出資人簽訂存款合同，出資人從用資人取得或約定取得高額利差的行為中發生的存單糾紛案件，屬于“以存單為表現形式的借貸糾紛案件”。

　　需要說明的是，此種以存單為表現形式的借貸為非法借貸，各方均應承擔相應民事責任。

　　但銀行人士透露，此種借貸在銀行系統并不少見：銀行內部有一種叫“飛單”或“跳票”的融資手段，即用高息攬存的方法，把一家企業的大額資金套進指定銀行，然后通過各種手段把固定期限的存款劃轉到另一家企業的賬戶上使用，一年后結算時再把本金連同利息“回籠”，從而完成一次交易。

　　銀行人士介紹，在這種借貸方式中，出資方有時會被承諾高達20%的利息。

　　而反觀中行高山案中，接近李東哲的人士曾向警方供述，李請求張曉光向新興分理處存款時，曾許諾給其個人15%的回報。

　　而張曉光則向警方供述，李東哲在給其700萬賄款的說法是，感謝張曉光讓東北高速在新興分理處開戶，他才能獲得資金使用。

　　那么依稀顯現出的一個三角關系是：張曉光主管下的東北高速扮演的是出資人的角色；李東哲是用資人的角色；高山負責的新興分理處則是金融機構的角色。

　　“以存單為表現形式的借貸糾紛案件”中的各種角色均已具備。

　　而該種借貸包括四種，其中一種就是，出資人將資金交付給金融機構，金融機構給出資人出具進賬單、對賬單等或與出資人簽訂存款合同，出資人再指定金融機構把資金轉給用資人。中行高山案具有該類型的諸多特征。

　　按照1997年《最高院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這種類型的借貸出現糾紛，應首先由用資人償還出資人本金及利息。金融機構因幫助違法放貸的過錯，對用資人不能償還的部分承擔賠償責任，但不超過不能償還本金部分的40%。

　　如果這樣算來，可能出現的一種情況是，中行對東北高速2.9億丟款最多只承擔40%，即1.16億的賠償責任。

　　本報記者 高澤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