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涉及消費領域的維權投訴事件呈逐年上升趨勢。這一方面說明消費者的法制觀念和維權意識在不斷增強，這是可喜的主流。然而維權投訴事件中亦存在過度主張現象，且發生的范圍在擴大、頻次在增多，這從另一方面反映出不少消費者法律意識仍然十分淡薄，對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認識模糊。

　　消費投訴過度主張是一種典型的非理性維權。這種行為表面看來是在突出和強調消費者自身的權利，但實質上是在給本就比較艱難的消費維權人為地設置了一道新的障礙，是過猶不及，而“過”的最終結果，往往是給過度主張者帶來意想不到的危害。

　　北京市大興區法院不久前宣判的一個案例，充分說明了非理性

維權的危害性。2006年的一天，劉某發現購買的食用油存在質量問題，與商家交涉無果后，將此事通過媒體進行曝光。此時商家害怕信譽受損而主動要求和解，但劉某卻提出賠償36000元的強硬條件，并稱商家若不答應將對其繼續曝光，使其承受更大損失。商家表面上同意，暗中卻向警方報了案。警方認為劉某的行為涉嫌敲詐勒索，由大興區檢察院對其提起公訴。法院認定劉某犯罪事實成立，一審判處劉某有期徒刑2年，緩刑2年。

　　劉某開始本是合法權益受到侵犯的消費者，最終卻成了實施敲詐勒索的罪犯。這一案例為我們敲響了警鐘。令人感到痛惜和擔憂的是，因消費維權引發的敲詐勒索案件在全國各地均有發生，而且案件的數量和這種案件在各種投訴中所占比例均有所上升。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些人法律意識淡薄，理性維權能力不高；部分商家缺乏誠信，冷淡對待消費者訴求，極易激化消費者憤怒情緒，使其選擇非正當途徑進行報復；在實踐中消費者維權手段有限，公力維權途徑效率不高，消費者維權普遍存在時間長、成本高、效率低等問題。

　　筆者認為，要消除非理性維權現象，使消費者真正通過理性維權實現自己的權益，首先必須要降低維權成本，對弱勢群體的法律援助、司法救助要進一步加強和改善，擴大范圍，放寬條件，簡化程序；其次要探索應對維權事件的聯動機制，除了要建立信訪、調解、仲裁、訴訟等制度性維權機制外，還應當建立一種法律和行政手段之外的長效化解機制，即社會學所主張的利益協商機制；第三，消費者要在提高法律意識和對法律法規運用能力的同時，更要不斷深化對法律精神的理解、尊重和信仰，維護法律權威，遵守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原則，使自己成為具有充分的慎重、嚴格的正義和適度的仁愛品德的理性人。(《中國質量報》)

胡立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