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輝煌

　　滕子京與范仲淹是同期進士，范對滕數次提攜力助，可謂同僚好友。1046年6月，滕向范約稿，滕隨之與《岳陽樓記》一同聞名天下。然而，在史料中，滕子京是個有爭議的人物，于是有人認為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對滕的盛贊實是一大敗筆。

　　近讀歐陽修《與滕待制》一文得知，滕子京在修好岳陽南湖紫荊堤等堤壩后，也同時向歐陽修約稿以樹碑文，而歐陽修卻借故推托，其嚴謹確非一般。

　　《宋史》載，滕子京在涇州任職期間，費公用錢十六萬，除去分給“諸部屬羌”及“饋遺游士故人”外，仍有巨額資金下落不明，遭到官僚御史的數人次彈劾，被追查、貶職，鬧得滿城風雨。此前滕子京早有所備，為防牽連眾人，便將賬簿名冊燒毀。此事成為滕子京一生最有爭議的焦點（以下簡稱“滕案”），范仲淹與歐陽修都參與了進來。

　　范仲淹兩次上疏，他堅信滕子京沒有貪墨，并以人格擔保。但他認為滕子京性格“疏散、好榮進，豪邁自負、罕受人言”（與《宋史》評價基本一致），所以為眾忌嫉，招人謗議。他特別奏明，滕子京在涇州守邊撫民深得人心，現在既無真憑實據，就不應對滕奪權治罪，而應讓滕繼守邊關。

　　以論事切事著稱的歐陽修更三次上疏，他認為“滕案”尚不至于鬧得滿城風雨、軍民不安，當此西夏掠邊奪境、國家多事之秋，皇上應早結案，否則邊境還怎么安定、還有誰愿意去守。

　　由于范仲淹、歐陽修等上疏力諫，最后，“滕案”以滕子京降官一級，一貶河南靈寶，再貶湖南岳陽，不了了之。

　　后更有司馬光《涑水記聞》加了一條記載，時范仲淹“慶歷新政”反對派王拱辰說滕子京修岳陽樓“自入（自貪）”，但既為“記聞”，聽后記下來而已，不足信。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雖然《宋史》評滕子京“及卒，無余財”，由于“滕案”沒有蓋棺論定，因此為后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間，爭議自然難免。有后人更認定滕即是貪財重利、欺世盜名之人，范仲淹還在為他臉上貼金！

　　滕子京到岳陽后，大搞基本建設，修堤修樓，于是出現了他分別向歐陽修、范仲淹約稿之事。而歐陽修答曰：“舊學荒蕪，文思衰落……不足盡載君子規模閎遠之志，而無以稱岳人所欲稱揚歌頌之勤。勉強不能，以副來意，愧悚愧悚！”如此這般，他以文思衰落、不足以歌功頌德之理由推托了。果真是這樣嗎？不是。

　　對滕案，歐陽修雖非心知肚明，但也不無猜疑。當時上疏，他是以國家大局為重，并未對滕是否貪墨像范仲淹那樣作結論。試想，你滕子京既然未貪利，未私分國有資產，何必不以證據服人，反而將之燒毀？縱有冤情，卻難以洗脫。謚號為“文忠”、一生端正亮節的歐陽修，自然對滕保有三分警戒。寫個碑文，于大文豪而言，何足掛齒。且正是在他被貶滁州、邀約寫稿之時，卻寫出了山水名篇佳作《豐樂亭記》、《醉翁亭記》。“舊學荒蕪，文思衰落”實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托詞！

　　平生未到過岳陽樓、僅憑滕送來有關岳陽樓的畫和詩文，范仲淹揮筆寫就了千古絕唱。但歐陽修為文不同，他堅持“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于世”，因此凡內容空洞，華而不實，或以奇詭取勝之作，概在摒黜之列，與蘇軾所言“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有異曲同工之妙。沒有看到“政通人和，百廢俱興”，“銜遠山，吞長江”等之類實情實景，我怎能寫就揚頌碑文？

　　范仲淹與歐陽修同為文學家，范還是政治家，歐卻更是史學家，也許這也是歐陽修為人為文更為嚴謹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