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黃勝利

　　5月20日，一個很平常的星期天，北京明圓學校（農民工子弟學校）大興吉慶莊校區的學生迎來了一場不平常的運動會。

　　運動會是由北京交通大學計算機學院朝暉青年志愿服務團的五十多名志愿者擔任裁判。運動會的比賽項目是一些帶有游戲性質的趣味活動，如踢毽、跳拉繩、拔河等。

　　對于每年難得一次的運動會，明圓學校的學生非常珍惜，現場充滿了學生們和志愿者的笑聲。“效果非常好”，對于這次運動會，明圓學校的校長張歌真和朝暉青年志愿服務團的現任學生負責人金鵬劍，都如此表示。

　　“這屆運動會更正規，更有經驗了。”談及這次運動會成功的原因，金鵬劍告訴記者，這已是朝暉青年志愿服務團在明圓學校舉辦的第三次運動會了。

　　基于明圓學校既沒人力又沒體育設備的狀況，運動會上的器材和獎品都是由志愿者自行籌備，找贊助、學校團委支持、自己掏腰包，這是舉辦運動會經費的幾個來源。

　　除了幫助明圓學校舉辦運動會外，朝暉青年志愿服務團的志愿者平時還開展支教活動，但支教的課程非課程體系內的課，而是旨在擴大學生知識視野和素質的課程，且支教的方式是寓教于樂，以輕松、活潑的方式向學生傳授。

　　讓金鵬劍有所遺憾的是，今年，對于志愿者支教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活動，校團委支持力度有所下降，原因是其關注點都放在奧運會的相關社團活動上了。

　　民工子弟入學難的癥結

　　國家對于農民工子女上學的政策是，農民工子女的上學問題由流入地政府負責，學校以公辦學校為主，但實質上，民工子弟在城市入學難。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韓嘉玲，在名為《城市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研究——流動兒童教育對我國教育體制改革提出的新問題》的調查報告中，針對這一問題，提出了如下幾個原因：

　　雖然教育主管部門三令五申捐資助學費是自愿繳納的，但是眾所周知，如果交不起捐資助學費，流動兒童肯定跨不進公立學校的門坎。

　　另外，從2002年起部分城市的公立學校降低了借讀費，2004年開始進一步免收借讀費，但是公立學校隱性費用高。目前，北京市的流動兒童學校，小學階段一般的收費標準為每學期300元—400元或每月60元—80元。而公立學校小學階段，一般在每學期500元左右。兩者的差距不大。但公立學校兒童的教育費用除了教育部門規定的課本費及雜費外，還有各種名目的費用，這包括午餐費、服裝費、保險費、春游、上網、班費、興趣小組等。根據北京市某教委統計，公立學校兒童每學期需交1000元—2500元。

　　農民工子女往往要面臨隨著父母工作地點的更換而不斷搬遷的情況，如此一來，流入地的學校接收意愿低。由于上述家庭遷徙的因素，父母往往無法找到合適的學校，流動兒童受家庭遷徙影響，不能適齡入學問題突出。

　　由于受到戶籍身份的影響，初中畢業后無法在流入地學校繼續升讀，得離開父母回到戶籍所在地，繼續升學。

　　經濟差異及文化差異等因素，使得流動兒童中家庭與經濟收入處在最底層的農民工子女很難真正融入公立學校。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崔傳義表示，盡管讓大多數農民工子弟進入公辦校學習的愿望是良好的，但考慮到我國目前城鄉二元改革中很多問題尚未解決，人為強制地將其取締，可能會帶來很多問題。而農民工子弟校在很多方面適應了部分打工者的實際需要，因此仍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名譽理事徐永光向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表示，在政府不能全部解決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的情況下，只有靠民辦的農民工子弟學校來解決教育問題，“但目前，農民工子弟學校存在‘四低’，即低投入、低收費、低薪酬（教師工資）、低教學質量”。

　　盡管如此，受現實情況決定，農民工子弟學校在二三十年內將會存在下去。徐介紹，包括美國、歐洲一些國家，其移民子女的教育仍是一個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因此，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需要整個社會來關注和幫扶。

　　現狀不容樂觀

　　“當前，農民工子弟學校是要交稅的，這一性質阻礙了政府和社會的幫扶力度。”徐永光向記者分析，由于這些學校為個人所創辦，創辦者交完稅后仍能盈利，鑒于此，政府在對其給予補貼，公益組織、社會個人在對其幫扶時，就持懷疑態度。

　　當前一些社會團體包括大學生社團，由于受到自身財力的限制，其幫扶力量比較薄弱。他們主要側重于對農民工子女心靈、精神方面的關愛，雖然他們也捐書、文具等東西，但這些都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社會對農民工子弟教育的幫扶，缺乏一個組織來協調。”張歌真告訴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學校辦得越好，受到外界的關注越多；學校辦得越差，受到外界的關注就越少，甚至不受社會關注。政府對農民工子弟學校進行補貼和扶持時，也同樣存在這一情況。

　　北京真愛教育服務機構主任、農民工子女教育研究者郭斌也告訴記者，他曾見到某個學校受捐贈的電腦多得用不完，而一些學校卻一臺都沒有。

　　“實際上，有時雪中送炭比錦上添花更重要。”張歌真表示，一些沒拿到辦學許可證的、辦學條件差的學校，更加需要幫扶，這些學校同樣擔負著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的重任。

　　張歌真還透露，農民工子弟學校中也存在一些學校，以“做秀”的方式換取社會的財物，這些學校是在給農民工子弟學校抹黑。

　　“社會對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幫扶，還停留在一個感性的認識上。”郭斌表示。

　　曾經有個企業欲幫扶農民工子弟學校，讓郭斌幫其找一家學校，他們的條件是，這個學校越破爛越好，郭認為這種幫扶行為也是非理性的，“似乎誰的學校辦得不好，就應該受到資助，這容易讓這些學校的創辦者成為社會活動家。”

　　另外，由于目前政府對社工不夠重視，國內志愿者的整體水平不高，“專業社工的現狀是極大的需求、極小的供給、更小的就業，”徐永光說。

　　對于目前幫扶農民工子弟教育的一個大群體——大學生志愿者，張歌真也認為存在一些問題，其公益幫扶行為帶有很大的盲目性。

　　這些大學生志愿者在支教時，往往會選擇那些交通方便、知名的學校。有時，一個農民工子弟學校同時接待幾個大學的支教團隊，“這些志愿者帶著一顆熱情之心，學校不接待顯然不行，但接待后，學校正常的上課都會受到影響。”

　　“這些情況的出現，原因就是缺乏一個協調、監管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協會組織。”張歌真說。

　　幫扶是個系統工程

　　“國家對農民工子弟的教育問題，一直缺乏一個相對穩定、長久的解決機制。”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儲朝暉表示，農民工子弟教育問題不是給些錢，短期就能解決的，在目前國內整個非政府組織發展不好的情況下，國家應當在政策上支持這些組織。

　　張歌真也表示，農民工子弟教育問題的解決主要取決于政府，社會的公益幫扶為輔，政府應該制定一個明確的政策，提供穩定的資金扶持。

　　社會對農民工子弟教育的公益幫扶，缺乏一個系統理性的操作，張歌真認為，應該成立一個協調組織，而即將成立的“北京民辦教育協會農民工子弟教育分會”將扮演這個角色。

　　張向記者介紹了這個組織將要擔負的作用：協調學校舉辦人和各政府職能部門，加強他們之間的溝通；加強各學校之間的聯系，均衡社會對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公益幫扶，對于捐贈的善款，建立公開、透明的財務機制。

　　對于當前第二代農民工犯罪率逐年增加的趨勢，郭斌認為，除了在物質上加大對農民工子女教育的幫扶外，對農民工子女的心理教育、法制教育方面也應該重視起來。

　　作為“希望工程”的創始人，徐永光向記者介紹，農民工的孩子分為兩類——一類是在農村的留守兒童，另一類是隨父母進城的流動兒童，前一類孩子得不到教育，頂多是新的文盲，而第二類孩子得不到教育，將會是城市的定時炸彈。

　　因此，對于進城的農民工子女，整個社會要對他們關心、愛護，讓他們有一個健康的心理發展過程。

　　徐永光曾在2004年推動實現了“希望工程”進城幫扶農民工子女教育，現在，他自己成立了一個幫扶農民工子女成長的基金會——南都基金會，這是一個純民間的、由企業贊助的非公募基金會。

　　今年4月份，為了動員社會力量，幫助農民工子女解決其成長與發展環境中存在的問題，該基金會資助啟動了面向全國大學生的“新公民杯”大學生公益項目征集大賽。其中建議選題包括：

家庭教育、健康教育、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心理輔導、性教育、法律知識、科普教育、環保教育、人格教育等方面。

　　徐永光向記者透露，該基金會還計劃每年建設不少于10所農民工子弟學校，每所將投資一百多萬元，項目的招標工作即將啟動。

　　該計劃的目的，是對農民工子女的教育作一些示范，讓更多的社會資源來幫扶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同時也對培養社工起到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