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報評論員 商寅泉

　　據《新京報》5月20日報道，山西省長于幼軍表示，為什么造成山西現在的生態破壞這么嚴重？環境污染這么嚴重？煤礦安全事故這么多？這些，“不能完全怪山西人”，準確地說“不應該怪山西人”。

　　于幼軍省長的這番話涉及了山西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生態破壞，二是環境污染，三是煤礦安全事故。從這三個方面問題看，于省長從湖南調任山西后，是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直接間接材料，實地觀察感受了省內許多縣市之后，才發出了如此的感慨。作為一省的行政最高官員，對難題提出設問，體現了于省長親力親為的作風，我們要為此鼓掌。

　　但是，

于幼軍省長的結論卻讓人有一些疑問。山西有許多問題，但“不能完全怪山西人”。這個結論想表達一種什么意思？山西的生態被破壞、環境被污染、煤礦事故按下葫蘆起來瓢，難道應該怪山東人、怪河北人，要不就是怪內蒙古人或是河南人？

　　顯然，于省長的話不是這個意思。但怪不怪山西人和解決山西的問題，它們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系？

　　筆者近年來比較關心區域經濟的發展，對山西的情況也有幾篇評論，其中有兩篇的標題是《誰解山西的污染壓力》和《山西的問題需統籌解決》，都是說山西的問題首先需要山西人自己有充分的認識，需要有一個統籌解決的辦法。今天讀到了于省長的講話，更覺得要解決山西的問題，需要再次強調統籌解決的思想。

　　生態破壞、環境污染、煤礦事故，這三大困擾山西的問題，雖然“不能完全怪山西人”，但山西人是不是應該承擔最大責任，而不是推卸責任，這是一個認識上的問題，也是能否較為徹底地解決山西問題的基本出發點。

　　筆者在《誰解決山西的污染壓力》一文中曾引用了一組數據，是2005年6月2日國家環�？偩止�布的一份報告。報告顯示，在113個國家環保重點城市，空氣污染指數最大的10個城市中，山西占了4個：臨汾、陽泉、大同、長治。用統計學的術語表達就是占了總量的40％。這4個城市，或是煤炭開采，或是金屬冶煉，說起來是山西人的冤枉，我們都是在為全國做貢獻啊，污染嚴重的責任怎么能都推到我們的頭上呢？

　　這大概也是于省長所說“不能完全怪山西人”的理由之一。筆者想，這個理由當然可以說站得住腳，但如果山西人以這個思路對待環境測評，對待煤礦事故，對待生態破壞，山西就錯了。能不能這樣說，正是山西多年來在

能源大省自我感覺良好的心態下，沒有把環境保護、事故防范放在對產量、數量和ＧＤＰ總值追求的前面，才最終造成了今天這樣的惡果？

　　因此，山西的問題需統籌解決，首先需要解決的是發展觀問題，是如何認識ＧＤＰ總值和可持續發展的孰輕孰重的問題。就拿環境與事故來說，北京也有

首鋼、武漢也有武鋼，為什么沒有像長治那樣的污染？河北也有開灤，遼寧也有阜新，為什么沒有像陽泉、大同及遍布全山西的小煤窯事故頻發？

　　山西的問題需統籌解決，是一個大的話題。具體做起來，如果總是追究應該怪誰，那就很難盡快拿出好的辦法。筆者建議，不管怪誰，先拿出具體有效的解決措施，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