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與深圳國際化》專欄③

　　深圳市世貿組織事務中心與深圳商報社聯合主辦

　　國際反補貼警訊頻傳矛頭直指產業政策

　　政府須高度重視反補貼調查

　　昨日，記者從深圳市WTO事務中心獲悉，國外反補貼最新情況表明，國外對我國采取的貿易救濟措施正以反傾銷為主向反補貼擴展，貿易摩擦重點由具體出口產品向宏觀政策體制延伸，攻擊的主要對象由企業及企業行為向政府以及政府的產業政策方面擴展，該中心提示這一現象須引起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

　　國際反補貼警訊頻傳

　　深圳市WTO事務中心專家介紹，一些發達國家把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認為中國的原材料、資金、勞動力以及制成品價格并非完全由市場調節，存在行政干預。而反補貼是針對按照市場價值調節、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國家，對非市場經濟國家即使定性有補貼行為也無法量化補貼金額。基于這種認識，發達國家普遍認為反補貼法不適用于中國，但這樣的局面正在被悄悄改變。

　　作為WTO允許使用的貿易救濟手段之一，反補貼正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我國與其他貿易伙伴的貿易爭端中。2004年4月13日，加拿大對原產于中國的烤肉架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立案調查，這是外國首次正式對中國商品實施反補貼措施。隨后，加拿大又對我國鋼鐵緊固件、復合木地板、銅制管件等發起反補貼調查。去年12月，美國對我出口銅版紙發起反傾銷及反補貼調查；今年2月初，美國首次向WTO起訴，指稱中國通過稅收減免等各種政策為出口提供補貼，違反了WTO有關規定。這些指責主要集中在國家政策層面，包括3項進口替代補貼和6項出口補貼政策，涉及我國產業發展和外商投資政策。

　　矛頭直指政府產業政策

　　據悉，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通過了《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補貼是指一成員方政府或任何公共機構向“某些企業”提供的財政捐助以及對價格或收入的支持，以直接或間接增加從其領土輸出某種產品或者減少向其領土輸入某種產品，或者對其他成員方利益形成損害的政府性措施。

　　反補貼措施就是為了防范補貼行為可能帶來的對國際貿易秩序與國際公平競爭環境的破壞而產生的。其基本含義是主權國家在認定外國政府對其出口到本國的產品進行補貼并對本國產業造成損害、損害威脅或實質阻礙的情況下，依據有關國際協定和本國法對該外國產品采取的補救措施。

　　專家分析，近年國外反補貼主要通過兩個層面直接把矛頭指向我國政府以及政府的產業政策。其一，運用其國內的反補貼法，針對我國出口產品進行反補貼調查，采取反補貼措施。如加拿大政府對我出口復合地板進行的反補貼調查，除要求涉案企業填寫調查問卷外，還直接向我國政府相關部門進行問卷調查。在商務部積極應訴和抗辯的指導原則下，有關省市包括深圳市WTO事務中心也曾對涉及特區政策和地方產業政策的調查內容進行了填報。其二，以我國政府為被申訴人，向WTO爭端解決機構提出申訴，要求我國政府取消對國內某些重點產業的扶持政策，尤其是那些能夠起到促進幼稚工業發展和產品實現進口替代的政策。如2004年3月，美國就中國政府對集成電路增值稅退稅政策向WTO爭端解決機構提出申訴，導致中國政府承諾于2005年4月1日后不再實施這些鼓勵集成電路發展的產業補貼政策。

　　過去，美國等主要西方國家一直視我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而在“非市場經濟國家”里，企業的實際成本和政府的補貼難以區分，所以暫不適應美國等國家的反補貼法規；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完善，特別是外貿出口的高速增長，美國開始認為，中國市場經濟迅速發展，許多行業或產業已按市場經濟運作，企業的實際成本和政府的補貼可以區分開來。因此，應該對華采取反補貼措施進行貿易救濟。美國態度的重大轉變，預示著矛頭直指我國政府的反補貼調查可能進入高發期。

　　不可低估對深圳的影響

　　深圳市WTO事務中心主任張金生介紹，反補貼調查的影響面將超出涉案企業及其所屬行業本身。

　　它首先涉及對政府涉嫌補貼行為的調查，除了具有經濟意義外，還有制度安排等其他方面的意義，其潛在沖擊可能遠超出反傾銷調查的“貿易新雷區”。從美國銅版紙反補貼調查等案件中，可以看到調查對我國產生的具體影響。美國商務部一旦在銅版紙反補貼案中突破以往的做法——對非市場經濟國家適用反補貼法，美國國內其他產業必將跟進效仿，對中國其他出口產品提起反補貼調查，這勢必會給中國政府和企業帶來沉重負擔。如在該案的官方意見征詢中，曾經對我國提起反傾銷申請的美國家具行業、紡織行業等就極力支持游說美國政府對“非市場經濟國家”適用反補貼法。專家預計，美國還有可能啟動對我國的鋼鐵、紡織服裝等產品的反補貼調查。一旦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效仿美國的做法，這將嚴重挫傷中國生產和出口企業的積極性，并給中國的對外貿易及國內經濟的發展帶來嚴重負面影響。

　　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其貿易政策以及外貿出口也將面臨新的挑戰。2006年4月，世貿組織首次對我國進行貿易政策審議時，就有WTO成員質疑我國某些省市采取的地方補貼政策。我國的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特殊優惠政策，尤其被WTO成員關注。可以預見，反補貼訴訟將對我國未來高新技術產業政策的運用和具體制訂方式，乃至整個產業政策體系都提出嚴峻挑戰。因此，我市的外向型企業遭遇國外反補貼調查的形勢相比其他城市更為嚴峻。一旦遭遇反補貼調查，將對深圳的外貿出口極為不利，并直接影響到我市利用外資和高新技術產業的長遠發展。

　　建立信息溝通協調機制

　　深圳市WTO事務中心專家認為，我國政府應充分利用《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的有關特別規定和待遇。

　　他談到，在發展中國家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補貼可以起重要作用。為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本國經濟，《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第27條專列了一些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優惠規定。我國既是發展中國家，又是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國家。按前者，中國取消出口補貼可以有8年過渡期；按后者，中國有7年過渡期，但中國未能作為發展中國家列入附錄七的例外清單。不過，該附錄是按世界銀行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統計，對中國有利。我們可以充分利用《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對發展中國家特別和差別待遇，利用“不可申訴補貼”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待遇，制定積極有效的政策體系，促進某些產業發展。

　　我們應該加強WTO規則研究，調整產業政策，加快制度創新步伐。加入WTO并不意味著取消補貼，補貼是WTO各成員國實施鼓勵外貿和產業發展政策的主要手段。美國等西方各國每年都通過名目繁多的計劃，對外貿和國內產業提供數額巨大的財政補貼，從規模與比例上看，均遠遠超過了我國現有的支持程度。因此，政府一方面應深入研究WTO規則與國外反補貼立法的理論與實踐，清理我國現行的政策措施與做法，停止或減少使用“被禁止的補貼色彩過分明顯的措施”；另一方面應通過制度和政策創新，多多制訂與WTO反補貼規則不相沖突的補貼政策，尤其是被其他成員國證明行之有效的補貼政策，以規避反補貼調查。

　　此外，在政府部門之間需建立反補貼信息溝通與協調機制。國外反補貼矛頭指的不僅是中央政府層面，也包括省、地（市）、鄉鎮政府；涉及的部門不僅是商務部門，還包括所有的行政和司法部門。從加拿大對華的反補貼調查問卷看，不僅外貿、科技、國稅、地稅等部門被核查，而且司法、國土、勞動、社保、環保等政府機構，乃至銀行、電力、自來水等公共事業部門都被列入調查清單。由于各部門分屬不同領導，且有關數據掌握的口徑不一，舉證工作的綜合協調難度非常大，尤其是涉及國稅、海關、銀行等國家垂直管理部門，難度更大。因此，迫切需要建立起各部門之間的協調和溝通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