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長三角在各個經濟總量指標上都已經超過了珠三角，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引擎之一。雖然長三角區域經濟的一體化發展一直不乏民間的鼓動和政府的意向表達，但是整個區域經濟的融合發展并沒有實質性的突破。最近10年，在私營經濟的推動下，這種融合正在前所未有地展開。在國務院《長三角地區區域規劃綱要》出臺前夕，一部歷時三年，針對長三角區域經濟提出田野實訪和戰略分析的學術調查報告《重返經濟舞臺中心———長三角經濟區融合轉型研究》于近期問世。這份報告由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和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多位教授參與主持和研究，計劃對象涵蓋了長三角地區16座經濟發達城市，針對域內29種行業的中高層企業管理者進行面訪，獲得2405個有效樣本。這也是目前針對長三角企業經營現狀、產業集聚形態和企業對宏觀投資環境評價最權威的調研報告。報告指出，長三角區域經濟近十多年來突破性發展的基本和主要的動力來自于市場的力量，對于江蘇而言就是大規模引進外資后所形成的面向國際市場的外向型經濟，對于浙江而言就是活躍的民營經濟，而上海的開放給了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重新布局的機會，經濟資源和生產要素的流動突破了行政區劃的阻隔，使經濟活動的內在關系得到聯接，促進了區域經濟的融合和活力的噴發。政府為長三角經濟的活力重現和蓬勃發展積極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環境，包括吸引外資的低稅收政策、鼓勵民營經濟的優惠和折讓、大規模現代化基礎設施的興建、切合實際的產業規劃的引導和多種開發區的設立、市場統制和經濟管制的放松等等。長三角區域經濟的一體化還遠未完成，而且還只是剛剛起步而已。一體化的進程必須基于政府的意愿和作為，但又不能僅僅依賴于政府的意愿和作為。它的起始需要促進市場的自由化，以釋放經濟的內在潛能，而它的實質性演進必須依賴于企業和企業家追逐利潤的意愿和作為，以此形成資本和生產要素在更大的地理范圍和市場空間進行配置和重新配置，以形成區域經濟的活力，逐步形成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經濟結構的互補與改善，從而促進整體區域經濟的融合與發展。在《重返經濟舞臺中心———長三角經濟區融合轉型研究》的報告中，列舉了長三角經濟一體化過程中通過政府手段可能實行的三種模式。1．長三角經濟特別行政區由國務院批準設立“長三角經濟特別行政區”，在不改變原行政區劃的前提下，由國務院牽頭，三省（市）共同協商，消除各地財政邊界。“特別行政區”內以合并的當年財政收入為基數，按各地財政收入在區內所占比重為依據，確定財政分配份額，并劃歸原屬省市政府使用。這是一種較為激進的一體化方案。除了具有操作性差的根本性缺陷外，最主要的是沒有真正解決涉及到現有地方政府使命與功能的改革。財政邊界不等于行政割據邊界，即使消除了財政邊界，也不等于就消除了長三角的行政割據邊界。長三角地區（全國其他地區也不例外）行政割據的局面，是中國在市場體系發育不良的前提下，對地方政府的發展功能定位不當造成的。地方政府在市場運行中“越位、錯位、缺位”的根本原因，既與競爭性國有經濟的大量配置有關，也與現行干部管理體制下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有關。2．長三角經濟協調管理局類似于原“上海經濟區規劃辦”，由國家成立“長江三角洲經濟協調管理局”，該機構從經濟運行的全局出發，著眼于構筑區域經濟總優勢，對長三角的經濟發展進行有計劃地調節和控制，統一規劃、協調和實施三角洲內經濟事務。賦予“協調管理局”規劃、決策和協調的職能與相應權限，以避免“規劃辦”只有協調職能，卻無決策權力的尷尬。這是一種相對較為溫和的一體化方案。這一方案涉及到現有地方政府行政權力的調整和改變，具體來說，一是要上收一部分重要的經濟決策權，二是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重新成立一個凌駕于省級地方政府之上的新的權力機構，三是要增加新的行政運作成本和承擔非常復雜的協調事務。3．擴大上海行政版圖在比較流行的兩種方案之外，第三種方案已經引起部分海外媒體關注。據說這種方案“建議中央考慮擴大上海行政版圖，將鄰近的江蘇昆山、浙江嵊泗等市縣納入上海行政區劃，實現長江三角洲龍頭擴容”。與上面的兩種方案相比，第三種方案是一種間接的方案，有點“圍魏救趙”的意味，同時也是一種從局部到整體的漸進的方案。這一個方案可以解決某些現實問題，比如上海的發展空間、上海及周邊產業群的整合與升級等，而且從歷史到今天，這些地區經濟上與上海的聯系本來就非常緊密，打破行政區劃可以得到制度方面的許多效益。[][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