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對存款準備金政策的調整頻率令人吃驚。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央行連續兩次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至11％，理由是為加強銀行體系流動性管理，引導貨幣信貸合理增長。

　　央行決定把準備金率調整作為控制目前過快國內信貸增長的“最優”政策，這種選擇顯然受到我國匯率制度的約束，匯率穩定優先的考慮使得央行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對流動性過快增長的“恐懼”使得央行不得不頻繁地使用準備金率調整的這樣直接貨幣政策工具，這是一種痛苦的權衡。

　　然而，就準備金率調整本身而言，似乎很多技術性的細節已經在逐漸被人淡忘。

　　很多研究已經表明，中國廣袤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別使得存款準備金政策的實施存在相當的局限性，不同類型的銀行或不同地區的銀行承受的影響遠不一樣。經濟發展的程度、銀行規模的差別都在決定著不同地區、不同銀行的超準額準備水平。往往是，相對于東部地區而言，中西部銀行的超額準備金較少；相對于大銀行而言，中小銀行的超額準備較少。因此，“一刀切”的準備金政策的影響也往往是大相迥異。

　　從實際情況來看，根據央行曾經的研究，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在一些不發達省份對中小金融機構的作用力更為明顯。這是因為國有商業銀行資金富足、頭寸寬松、流動性的有限放松和收縮對其影響不大。數據顯示，2006年底，金融機構的

超額準備金率已高達4.78%，根據經驗，國有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必然高于這個平均數。即使頻繁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對其影響也不大。銀行間市場同業拆借月加權平均利率以及超額準備金兩個指標的走勢，似乎都沒有顯示出向央行所期望的方向發展的明確動向。

　　而中小股份制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資金實力有限，頭寸水平對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甚為敏感。中西部省份的城市商業銀行更是如此。一般來說，城市商業貸款在私營及個體企業貸款中占較大的比例，私營及個體企業貸款的變化基本能反應城市商業銀行的貸款動向。央行的研究顯示，在1998年3月存款準備金率從13%下調到8%以及1999年11月存款準備金率從8%下調到6%后的2~3個月內，金融機構對私營及個體企業貸款同比增長率表現出逐月上升的情況；而在2003年9月和2004年4月存款準備金率上調之后，情況又走向截然不同的反面。

　　可以認為，以上的研究具有普適性。時至今日，中西部不發達地區的資金供給將面臨著存款準備金率劇烈調整帶來的挑戰，但是這在流動性過度泛濫的今天已經成為一個可以“善意”忽略的問題。富有戲劇性的是，中西部地區由于缺乏傳統意義上的出口創匯部門，甚至不能稱為是流動性泛濫的地區。這種“沒有生病卻吃藥”的后果必然是中西部地區的中小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的資金成本升高。

　　事實上，準備金政策的調整的不同效果其實只是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地區差異的一個側影。雖然變化周期趨勢基本同步，但是欠發達地區在歷次貨幣政策的調整中總是慢復蘇、快回調，發達地區是快復蘇、慢回調，貨幣政策執行效果的地區差別處處存在。

　　因此，此時，央行似乎應該增強貨幣政策工具運用的靈活性，探索使用一些貨幣政策工具來彌補地區間差別，而不能僅僅是目前這種僵硬的“一刀切”政策，特別是不能誤傷不發達地區的私營企業——這些企業似乎更關乎不發達地區未來的經濟發展。

　　盡快拋開“貨幣政策必須堅持統一性”這種學術上的天真吧，制定更符合中國國情和適應

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貨幣政策——這無損央行對獨立性的追求，反而更能彰顯央行調控的藝術。

中國經營報記者：陳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