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凱

　　國家統計局上周五公布報告說，今年一季度，中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季度平均工資為5516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7.8%。有的媒體對此數據的評價是：“薪情”不錯。

　　考慮到今年的通貨膨脹率有所上升，城鎮在崗職工的真實工資收入增長要比17.8%的數字低一些，當在15％左右。即便如此，這個增長也是相當高速了，我們一季度的GDP增長“僅”為11.1%。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崗職工只是一個很窄的統計口徑，相對于我國接近于8億的處于20歲到60歲的人口而言，城鎮在崗職工不過區區1億出頭而已。

　　從這些數字中我看到的是什么？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我國的人均GDP大約是16000元，考慮到小孩和老人并不在工作，我國工作年齡人口的人均GDP大約是27000元左右。但是工資收入只是GDP中很小的一塊，發達國家一般是30％左右，我國的這個數字很難計算，就算很夸張的50%吧。即使這么算來，我國工作年齡人口的人均工資收入也僅為13000元左右，而按照上面的數據城鎮在崗職工一年能掙22000元，高出這個平均水平70％。由于我幾乎一定高估了平均工資收入水平，城鎮在崗職工的工資水平很可能要超過平均工資水平一倍以上。不需要很復雜的算術，就可以看到我國收入分配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看待這樣的差距？有人愛引用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認為我們需要更平均的分配機制。嚴格的說，孔子的這句話在工業革命以前一直都是真理。工業革命以前，絕大多數人口的收入水平都僅能維持生存。在那個年代，寡是宿命，不均就意味著一部分人無法生存。但是工業革命和之后的現代經濟增長，徹底改變了寡和不均的歷史關系。不均未必是好事，但是過于平均就變成了壞事，換句話說，寡和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取舍關系。這件事情在當下的中國尤其如此———我們當下也許有著最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和勞動力結構，但是卻同樣有著最不利于收入分配的人口和勞動力結構。

　　縱向看，我們有著大批的年輕勞動力正在涌入就業市場，而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還相對較少，這是我國人口的年齡結構導致的。宏觀的講，這意味著我們的經濟干活的人多，吃白飯的人少，顯然對于經濟增長是有利的，這里的術語叫“人口紅利”。可是微觀的說，如果是一大堆年輕人在搶飯碗，這些年輕人的工資是高不上去的。于是，當一些資歷高的人已經能掙很多的時候，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的工資卻有可能徘徊在相對低的水平，增長也會慢一些。我們大學生存在就業難的問題，可以看做是這一現象的一種反映。

　　橫向看，我國正在經歷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從農村到城市，從內地到沿海，從西部到東部。宏觀上，這意味著我國的一部分人口正在從生產力較低，自然條件較差，經濟增長潛力小的地方轉移到機會更多，潛力更大，自然條件更好的地區，這是對人力資源的一次優化配置，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但是微觀上，這些相對同質的勞動力，比如說重慶的棒棒軍，他們的收入增長不可能很快，因為太多的人在搶一樣的飯碗。

　　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很大一部分是結構性的和階段性的，人為的想要改變這種狀況是不現實的。但是政府并不是無事可做，在我看來至少有兩件事情是政府必須要做而且要做好的。一是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收入差距可以比較大，但是

生活質量的差距不能那么大，環境、交通、教育、醫療、衛生這些東西搞好了，是可以給收入較低的群體帶來很多具體實惠的。二是保證市場準入。我相信我們的工資差距中有一部分體現的是行業壟斷和勞動力市場壁壘。這種收入差距是可以避免也應該避免的。工資的差距體現的應該是技能、經驗和能力的差距，而不是別的。收入不均遠沒有機會不均更加可怕。

　　（敏華／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