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杰

　　身為律師的程海從合肥到北京從事律師業務已經三年，且擁有自己的住房。近日，程海分別向戶籍管理地和現居住地的公安機關提出戶口遷移申請，均遭拒絕。于是，程海分別向兩地法院遞交訴狀，將合肥市廬陽區公安分局和北京市昌平區公安分局告上法庭，要求兩者為他辦理異地戶口自由遷移手續。（4月23日《東方早報》）

　　雖然近年來，社會各界對戶籍制度改革討論和期待甚多，但為“自由遷戶”而提起的訴訟卻十分罕見。因此，程海律師提起的“自由遷戶”訴訟將是公民個人向現行戶籍制度發起的首次正式挑戰，具有一定的示范意義，也是一次對普通公民的權利啟蒙教育。

　　我國現行的拒絕遷徙自由、城鄉二元對立的戶籍管理制度，是長期計劃經濟的產物。盡管近年來各地在改革戶籍管理制度方面進行了許多有益的探討，但在大城市仍然存在嚴格而且高企的入戶壁壘，尤其像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樣的大城市，更是讓許多人望“戶”興嘆。根據現行戶籍管理制度預測，程海律師的“自由遷戶”訴訟難有可期待的結果，多半會以敗訴而告終。畢竟遷徙自由并非我國公民的憲法權利，而且在戶籍管理制度上，我國至今仍缺少一部完整系統的戶籍法律，許多地方的戶籍管理乃至戶籍改革多是各自為政的結果，這讓法院難以作出公正合理的裁決，而只能以地方政府的規章或公安機關的規范為依據作判。

　　在筆者看來，盡管程海律師的訴訟似乎肯定將以敗訴告終，但這個訴訟卻不是無謂的，它更像一起公益訴訟，其意義會遠遠超出訴訟事件本身，它將引導廣大公眾更加關注遷徙自由和戶籍權利，是對公民權利意識的啟蒙教育，將進一步觸動和推進正在啟動的戶籍制度改革，可謂“雖敗猶勝”。

　　從人權角度講，遷徙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也是基本人權的重要內容。它受到國際人權公約的確立和認可，事實上，我國政府已經簽署了這些國際公約，保障公民遷徙自由是我國政府的一項國際義務。然而，由于我國正處于急劇的社會轉型時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度需要一個漸進過程，與此同時，從行政權威向依法治國跨躍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國憲法不認可公民遷徙自由的現狀并未得到實質改變，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仍然是舊制度的延續，至少還沒有上升到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高度來對待遷徙自由。因此，廣大公眾也就根本意識不到這項基本人權，往往消極對待甚至以委曲求全的方式對待戶籍壁壘。

　　“自由遷戶”訴訟給公眾一個響亮的提醒：自由遷徙是公民的一項基本人權，應該得到國家的有效保障。現行戶籍制度束縛了公民的正常流動，不合理地筑起戶籍壁壘，已缺乏應有的公平合理性。這個訴訟將讓更多的人意識到公民的遷徙自由和權利，在他們日益重視個人自由和權利的主體意識中增添了一項新內容，將成為推動我國戶籍制度徹底改革的重要力量，為公民權利的進一步覺醒奠定堅實基礎。

　　或許有人認為，毫無指望的“自由遷戶”訴訟完全是以個人對抗體制和制度，簡直就是雞蛋碰石頭。然而，我們不能忘記，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都一再證明，“為權利而斗爭”是公民的社會義務，許多權利都是通過斗爭得來的，敗訴僅僅是暫時的和個別的，但從整體趨勢上，“勝訴”是前景，是方向，也是必然。從某種意義上講，法治社會需要更多這樣的訴訟，為公民的權利啟蒙教育提供生動鮮活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