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子晚報網消息]

　　在日本，既有對改革者的褒獎，也有完全不屑一顧的態度，甚至提出嚴厲的批評。以最有爭議的竹中平藏為例，東京大學教授御廚貴對記者說“竹中平藏先生建立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ichard C.Koo卻認為“他什么都不懂”。

　　2001年小泉執政后，把最初的2至3年設定為緊急應對處理不良債權等問題的“集中調整期”。小泉政權五年來，每年發表的《經濟財政白皮書》的副標題一直采用“沒有改革就沒有發展”。直到2004年下半年宣布結束調整期。

　　六年過去了，被冠之“金融改革”或者“調整”的實施，是否完成最初設想的目標？成功在哪里？失敗又在哪里？日本的政治家、官僚與學者在六年之后開始回溯或者評述。他們的觀點可謂針鋒相對或者背道而馳。

　　改革的成功與不成功之處

　　日本的銀行降低不良金融資產的目標已經完成，并得到了人們的肯定，日本所有專家幾乎一致性地認為，改革確實為經濟復蘇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環境。當記者問竹中平藏如何評價金融改革成功之處時，他認為這一改革“目前已經基本取得了成功”，但與他后來主導與推進的另一項未完成的改革———

郵政改革相比，似乎更加肯定后者。他說：“實際上有兩個改革，一個改革是反應式改革(Re-activeReform)，另一個是促成式改革(Pro-active

　　Reform)。反應式改革是一個非常被動的改革，比如進行的金融改革，目前已經基本取得了成功；而促成式改革則是比較積極的。在失去的十年，政治家、銀行家們的看法和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適應環境變化進行改革成為大家的基本想法，因此，銀行改革得以進行。就促成式改革而言，郵政改革就是一個案例。目前，中國關于郵政改革的討論與當時的日本差不多。當時改革是針對其私有化，我們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那就是市場競爭已經非常劇烈，如果不進行改革，日本郵政的私有化、市場化是不可能的。實際上銀行系統面臨的也是如此嚴重的問題，然而銀行本身還是拒絕改革的，因此促成式改革是比較積極的”。

　　對記者提出的“金融改革的成功與不成功之處在哪里？在日本的泡沫經濟中，金融機構負有什么樣的責任，或者說將來可以從這個過程中吸取什么樣的教訓？”這個問題，日本銀行理事堀井昭成坦率誠懇地說：“現在回顧起來，它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在他來看好的方面是，“放開利率無論從金融機構以及存款的對象來說，這種漸進的做法讓人們有一種心理準備，同時，泡沫的出現也是與此相關的”。日本的貸款利息在1970年代就放開了，而存款的利息是從1985年以后放開的。最開始放開的是存款10億日元以上的儲戶(相當于7千萬人民幣左右)，后來由原來的10億，變成3億、變成1億、變成5千萬、3千萬、2千萬，銀行放得越來越寬了。“放開利率后人們覺得以后可以自由競爭了，從銀行貸款也就很容易了。事實就是如此，人們從銀行貸款能夠賺錢，他們使用銀行貸款買地、搞

房地產，所以就拼命的到銀行去貸款，導致1980年代出現了泡沫。”

　　1980年代芬蘭、挪威、瑞典等國家也都出現了泡沫，1985年到1990年的5年時間里，瑞典的房地產幾乎漲了4倍，跟日本完全一樣。但是為什么處于同樣歐洲環境下的丹麥和德國，在同一個時期并沒有出現泡沫？堀井昭成說：“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丹麥從1960年代開始，它的存款利息就放開并自由化了，致使貸款利率與存款利率同時競爭。銀行為了保證銀行的利益，在貸款和存款的利息之間要保持利潤的空間，所以貸款部分卡得比較嚴。而日本是像芬蘭和瑞典、挪威的做法，只是放開了大筆貸款的利率，而且貸款的門檻越來越低”。如果要有什么教訓的話，我們認為與其陣痛，不如下決心動一個大手術，也許能解決問題。

　　應該說，日本的金融改革對日本經濟具有長期性的影響。日本所有金融專家包括竹中平藏，都聚焦在增長潛力的問題上。“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日本的經濟增長也就是在2%。但是從增長潛力的角度看，日本的經濟會增長更快，如同10年前美國經濟大討論一樣，當時都認為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不過爾爾，但是其經濟增長卻經歷了一個黃金時期，其經濟增長潛力很有可能達到3-3.5%，所以人們稱之為‘新經濟’。因此，關于日本經濟的增長潛力，我認為也可能達到2.5到3%。當然，預測工作是很嚴肅的，我們需要對此詳加論證，相關討論也會進行下去，而這項改革對經濟增長是富有建設性的”，竹中平藏說。

　　但是一個問題記者至今沒有想明白，竹中平藏為什么不回答“金融改革不成功之處在哪里？原因是什么？”的這個問題。回避了，沒有給出一個字。但是這并不妨礙別人的探討。

　　改革后評價的四個爭論

　　在日本，既有對改革者的褒獎，也有完全不屑一顧的態度，甚至提出嚴厲的批評。以最有爭議的竹中平藏為例，東京大學教授御廚貴對記者說“竹中平藏先生建立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ichard

　　C.Koo卻認為“他什么都不懂”。為何對一個人的評價有著如此大反差？

　　在企業不景氣和金融改革這一循環中，經濟的復蘇到底有多大程度是由金融改革政策所致，當改革者力圖把經濟復蘇的“功勞”記在自己的賬本上時，導致已經平息的爭論再次爆發。綜合所采訪到的人與他們的回溯，記者認為時至今日日本金融改革存在著四大分歧，其背后是對日本的諸項改革有著判斷上的嚴重分歧。

　　爭論之一：為什么經濟不好？是否由于銀行呆壞賬所致？以竹中平藏為代表的一派觀點認為，經濟不好是由于日本銀行的呆壞賬所致，所以需要對銀行體系進行調整，否則日本經濟的增長潛力就不能充分發揮出來。以日本金融權威深尾光洋為代表的另一派觀點認為，經濟不好的原因有四個部分：其一，長期經濟增長潛力的下降，1980年代為4.5%，到1990年代已經降低到1%；第二，價格從1997年以來持續下降，進入通貨緊縮階段；第三，日本出現雇傭過剩、資本過剩與債務過剩；第四，銀行系統的媒介作用下降，出現“流動性陷阱”，他認為，經濟不好是多重因素的疊加，不能說經濟不好僅僅是由于銀行呆壞賬引起的。

　　爭論之二：金融改革的時機是否恰當？是景氣恢復優先還是調整結構優先？景氣恢復優先論者認為，必須首先使經濟走出低谷，使企業收益增加、股市回升、居民收入和消費增長，才能解決不良債權等一系列結構性的問題。因而，應當采取一切必要的緩和措施促進經濟增長；RichardC.Koo批評竹中：“如果沒有人向銀行借錢投資的話，為什么要改革銀行？完全沒有意義！在這種情況下先要改經濟，給企業創造好一點的環境，等到企業開始復蘇的時候，再搞改革也不遲”；而“結構改革優先論”者則認為，目前的經濟衰退同以往的周期性經濟衰退不同，是結構性或制度性的衰退。而且政府一次次地延誤改革的結果已使得各類問題積重難返，單純地采取量的緩和措施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只能是再次延誤改革時機，并產生更大的道德風險。所以必須在金融財政等領域推進各種大膽的制度改革，為徹底的結構改革創造良好的環境，才能使以民間需求為主導的經濟增長得以實現。

　　爭論之三：經濟低迷時期貨幣政策的作用有多大？政府該不該采取刺激內需措施？當出現經濟蕭條時財政政策該扮演什么角色？一個是進入，另一個是不進入。日本政府采取的對策是透支、擴大財政赤字以擴大內需的政策。反對政府進入者比如竹中認為，“日本政府采取了刺激內需的措施，十年期間日本投資102萬億日元修建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但是日本政府大規模投資的結果，不過使經濟增長了1%。”支持擴大內需者比如RichardC.Koo認為，“為什么在泡沫經濟期間日本的GDP一點沒有減少？這是因為政府的做法是和民間完全相反的結果。鋪橋、修路擴大了政府支出，雖然日本政府的財政赤字增加，但得以維持GDP沒有下降。1929年美國大蕭條時期胡佛總統不肯借錢，所以美國GDP丟了一大半”。

　　就金融政策或者貨幣政策而言，一種觀點認為，不管出現什么問題，只要金融政策調整，就是一服靈丹妙藥。還有人認為只要日本央行多印點鈔票，這個問題就解決了。也就說用通脹來治理緊縮；另一派觀點認為，在日本經濟特有的不景氣情況下，無論采取什么金融政策或者金融建設，既沒有意義也沒有效果。從1990年代以后，日本央行投入的貨幣總量超過100%--300%，但是社會對貨幣的需求量卻一直穩定在100%，因為民間向銀行的貨幣貸款一直在下降，只有政府在借錢，只要政府停止借貸，不管銀行怎么努力，貨幣供給需求一定是下降的。在某種意義上說，日本并沒有獨立的金融政策，原因是只有政府在借錢。

　　爭論之四：經濟復蘇的原因是金融改革的成效還是市場的作用？竹中的觀點是，當銀行呆帳率下降之時，才使得經濟繁榮又回來了，也就是說經濟復蘇之源正是五年來堅定不移的改革的結果。這一觀點幾乎遭到很多的人反對，一致認為“這個結論太武斷”。深尾光洋理事長糾正道：現在日本持這種看法的人也很多，實際上不是這樣。不是因為金融政策和制度的改革促進了經濟恢復，這是不對的。僅靠日本金融制度和政策的改變并沒有使日本經濟復蘇，即使金融機構健全了，經濟也會繼續惡化。因為如果經濟不復蘇，就是銀行清理了不良債權，還會產生新的不良債權。正是由于日本經濟的發展了，所以銀行業收益提高了。2002年到2003年日本經濟開始復蘇，與其說是日本的金融改革取得成效，倒不如說是對外國的經濟貿易的擴大帶動了日本經濟的發展。其中，

中國經濟發展貢獻最大。深尾光洋站起來對記者說：“竹中平藏就是這么認為的，我跟竹中平藏評價的觀點是不一樣的，我認為竹中平藏的看法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