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吉同

　　提起陸征祥，熟悉我國近現代史的人，都知道他曾當過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和總理，在袁世凱的逼迫下，與日本簽署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由此背上了“賣國賊”的罵名。然而，大錯鑄成之后，在以后的日子里，陸帶著強烈的負罪感，走上了一條漫漫的懺悔之路。1926年4月26日，他辭去了中國駐瑞士公使一職，不久，于比利時布魯日的圣安德諾修道院出家。從此，脫離紅塵當上了一名洋和尚。但祖國在他心里還一直不能忘懷，我國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利用在當地所主辦的報紙，還到各地發表演講，介紹中國軍民浴血奮戰的情況，呼吁歐洲各國人民支持中國抗戰。并利用傳教的方式反抗納粹對比利時的占領，一度還上了蓋世太保的“黑名單”。抗戰勝利后，他再一次因簽署“二十一條”向國人表示懺悔，并祝賀祖國一雪前恥，衷心希望國家從此走上振興之路（《報刊文摘》2007·1·10）。

　　相比之下，有的人就遠比不上陸征祥了。他們犯下大罪，但從不見懺悔。

　　就說杜保乾吧，此人乃河南省盧氏縣原縣委書記，在任時留下了“副科升正科，5萬不算多；正科升副縣，起碼10來萬”的新“民謠”。然而，法庭上的他拒不認罪，恬不知恥地吹噓自己“我是焦裕祿式的好干部�煴瓤追鄙�還好”。“我要是受賄一分錢，我夫妻倆和我老母出門讓車軋死”（《江淮晨報》２００２·９ ·２９ ）。這分明是一地痞無賴。張二江被稱為“吹、賣、嫖、賭、貪”的“五毒書記”，但卻以“荊楚帥才”自居。在法庭上，面對公訴人的指控，他大談“共產主義”，“我認為，在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之前，如果沒有老領導、老朋友、老同學、老同事這些關系，很難搞活一個地方的經濟”（《天府早報》 ２００２·７·２５ ）為自己的受賄狡辯。被老百姓罵為“王壞種”的阜陽大貪官王懷忠，在法庭上稱自己是“共和國歷史上最大的冤案”（《燕趙晚報》 ２００４·２·１３ ）。殊不知這些人，犯罪作惡禍害一方百姓方面，可不是什么“單科

狀元”，而是“全才”。買官賣官、形象工程、坑蒙拐騙，無所不用其極。然而他們卻沒有絲毫的懺悔之意。當然，不少貪官惡吏包括那些黑老大什么的，被抓住送上審判臺后，也有“懺悔”的，甚至痛哭流涕，但善良的人們可不要高估他們的“誠意”，不少人是懼怕殺頭才這樣做，如王昭耀、胡長清等。尤其是那位胡大省長，最后是逢人便下跪，見人就磕頭，目的是想免自己一死。這種所謂的懺悔，與陸征祥的自覺，是絕不能同日而語的。

　　陸征祥是在被迫的情況下犯下大錯，“從此我陸征祥千秋萬代被人唾罵”。但良知仍存，在悔恨莫及的心境中度過了后半生，這或許是國人中的“另類”代表，也應是很多“另類”者的一面鏡子。